神来之笔是描写什么的-神来之笔的意思本文指

1.《亡人逸事》优秀教学实录(2)

2.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3.高斯——比内—— 陈定理是什么？

《亡人逸事》优秀教学实录(2)

师：作者就是以这些日常小事塑造了妻子这个感人形象。她的一句话，一举手，一投足，都让我们仿佛感到这个朴实善良的女性就在我们的面前。下面，我们就找出每部分中的几个细节，讨论这样写的妙处。同桌讨论，自由回答。[学生讨论]

1、第一部分

生：她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

来。”

[多媒体显示]

师：为什么觉得好?

生：妻子对那场雨的感激，是因为那场雨给她带来了幸福的婚姻，她很满足，也很庆幸。尤其是“点头”，更可以看出她的满足。[多媒体显示]

师：分析得真好，你就如同她本人了。确实是，孙犁不但小伙英俊，而且还是个文化人，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而她在家里美满婚姻就送上门了。但我觉得你刚才并没有读出满足和庆幸，你能再读一下吗?也要“点着头笑着说”。

[生读，教师范读，再找几个学生读，体会]

师：这么多年过去了，作者对这个细节记忆犹新，说明了什么?

生：说明作者有着同样的情感，表现了对妻子的真情。

师：很好。那这个细节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描写的?

生：语言描写、神态描写 [多媒体显示]

2、第二部分

生：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 [多媒体显示]

师：你觉得好在哪里?

生：动词的使用准确传神。“盯”说明看的时间稍长，程度深，不是简单的看，写出了妻子第一次见作者时想看明白;“跳”“钻”写出了少女的腼腆羞涩。[多媒体显示]

师：简直是标准答案啊，请坐。确实是，“盯”比“看”要好，动作具体，目的性强，没有白浪费了这一次相遇。那时结婚前见一面难哪!不过，还有一个动词同样精彩，谁说一下?

生：“走”。看前面从“板凳上跳下来”，再加上羞涩，她应该跑。但是她是“走”，说明她还想看看自己未来的丈夫是什么样子，但没好意思回头。

师：分析得真精彩，请坐。前面我们讲过李清照的“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传神的写出了少女含羞含情的神态。 而作者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说明了作者对第一次相遇也是印在记忆深处，真情难忘。这一部分，是典型的动作描写。[多媒体显示]

3、第三部分

师：这一部分的细节较多，这些细节之间有何联系?小组讨论一下。

生：前后形成了对比。“回家诉苦”“背瓜遭遇” ，说明妻子从小娇惯，吃不了苦;后来她学会了纺线织布，两个拇指“顶的变了形，又粗又短”，背米赶集粜米，整夜照看生病的孩子，说明妻子变得吃苦耐劳、善于学习。同时，也写出了作者对妻子的愧疚。[多媒体显示]

师：回答得很好，请坐。可以说，妻子是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是她的巨大牺牲，造就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妻子不但帮他支撑了这个家，还给了作者创作上的帮助。找一下妻子给了作者的创作什么样的帮助?

生：作者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她是作者创作的第二源泉。

师：这些细节主要用了哪些描写?

生：语言、动作、外貌描写。[多媒体显示]

4、第四部分

生：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呀!”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师：你觉得好在哪里?

生：妻子为家庭、为丈夫付出很多，要求于丈夫的却很少，丈夫做的一件小事，她却记了一辈子，临终前仍为此展现幸福的笑容，可见她的善良质朴，以及对恩爱的珍视。 [多媒体显示]

师：分析得很准确。大家看屏幕，有一句是“丈夫做的一件为她着想的小事”，为何说是“为她着想”呢?她为何把这事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因为在过去，多是大家族不分家，家庭的财权掌握在公婆手里，再加上经济条件差，媳妇要想吃的穿得好点很难。而寄到妻子家里，就方便多了。所以，对丈夫的体贴，妻子由衷地感激和珍视。对丈夫的意图，她是理解的，但她为什么还要问作者?

生：她想让作者亲自说出来，增强幸福感，好好回味。

师：非常正确，女同学的情商就是比男同学高。

师：这个细节主要用了哪些描写?

生：语言、神态描写。[多媒体显示]

5、小结

师：细节，即细小的情节。 对塑造人物来说，细节描写就是抓住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语言、动作、外貌、神态、心理 等细节， 借此来更好地展现人物性格，塑造好人物形象。[多媒体显示]

本文便是抓住了妻子生前的许多令人难忘的语言、动作、外貌、神态，传神的写出了妻子这个形象，语言朴实，饱含真情，感人至深。可见，抓住细节，是写人文章的神来之笔。

下面，欣赏两个精彩的细节描写。

　四、欣赏细节，拓展训练

1、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 《世说新语》

[多媒体显示][学生朗诵]

师：真是性急暴躁之人的典型，动作、神态描写甚妙。

2、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 《背影》 朱自清

[多媒体显示][学生朗诵]

师：好在哪里?

生：动作描写细致动人，写出了父亲为儿子买桔子过铁道沟的不易，体现出对儿子的爱。

3、写一个生活中表现亲情的细节，有选择的用好语言、动作、外貌、神态、心理等描写，200字左右。

[学生写作]

师：谁朗诵一下自己的作品?

生1：“我早就煮好了，你这孩子怎么不拿!”母亲个子矮，只好用她那粗糙开裂的手将装着熟鸡蛋的带着污渍的袋子举到车窗边。我脸上火辣辣的，用手推着袋子，“我不要，我不要!”一个鸡蛋滑出来，咕噜咕噜滚到路边的沟里去了。沟很陡，母亲拎着袋子，用另一只胳膊张着控制平衡，一高一低地晃着身子顺着陡坡往沟底挪。北风吹来，她花白凌乱的头发瑟瑟抖动……我忽然发现，母亲老了!

师：大家都流泪了。写得非常好，语言、动作、外貌描写很好，可以和《背影》媲美。

生2：快二十了，才体会到父母的不易。父亲节，用爸妈给的零花钱给爸买了一个电动刮胡刀，悄悄放在爸爸的写字台上，写上：“爸，父亲节快乐!”晚上回来，爸爸很高兴，满面红光。

“儿子，来，陪爸喝几口!”

“我不会喝，学生也不能喝!”

“男子汉喝点酒是应该的，又没让你经常喝。今天高兴，来，喝一口，这可是五粮液!”

舌头一沾酒，火辣辣的直冲嗓子，咳嗽不止。爸爸哈哈大笑，手不停地摸着刮得发青的下巴。

师：精彩，不着一“爱”字，尽现父子情深。语言、神态描写很好。看来同学们的功底还是很好的，生活体验也是很深的，只要我们不断的练习，一定能写出优秀文章。时间关系，不再交流了，可以再修改一下抄到周记本上。

　五、布置作业

师：将课后“细节之美”的第1、第2篇翻译整理到本子上。

下课!

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钱钟书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虽然失之零散却十分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他早在1934年就明确使用过“翻译学”和“艺术化的翻译 ”（translation as an art）〔1:111〕两个术语；《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钟书的翻译观；另有大量见地独到的有关翻译的片断论述，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钟书对翻译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门问题，从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的性质、方法、规则到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功用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

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化境”说抽象、玄妙、可操作性不强，对其称引颇多，全面系统的论述和阐发甚少。本文拟对钱钟书翻译实践的不同层面进行梳理，以期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通和文化转型提供有借鉴价值的思路。

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

翻检钱钟书的翻译，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典雅的文言行文。同一种语言也有雅、俗之分，正、奇之判，骈、散之别，文、白之辨。刘勰指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就是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的正奇、雅俗。钱钟书在《与张君晓峰书》〔2：410〕中对五四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两者各自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可以互相补充。用中国古代语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早在1935年，钱钟书为温源宁一本英语文集作书评，将书名Imperfect Understanding译作《不够知己》，深得“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赏识，誉之为“雅切”〔3：1〕。钱钟书在书评中将《中国评论周报》的一个栏目“Intimate Portraits”译作“亲切写真”，把温源宁描写吴宓的一句话“Like nothing on earth: once seen, never forgotten.”译作：“入得《无双谱》的；见过一次，永远忘不了”〔4〕，真乃神来之笔。

选用雅言还是俗语、文言抑或白话，除了学科、文体的客观要求外，还取决于作者的偏好，然而“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5：107〕。正是基于这一公允的认识，钱钟书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与学术著述中，除了用外语写作一些论文外，一直都用典雅纯正的文言与清晰明澈的白话两种语体齐头并进。《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的撰写主要运用典雅文言，相应地，涉及西方文献，一律用典雅文言译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许多人对钱钟书《管锥编》的写作与翻译使用文言不明就里，甚至口出怨言。钱钟书在1934年就曾指出：“一切学问都需要语言文字传达，而语言文字往往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因此，不同的学科对于语言文字定下不同的条件，作不同的要求。”〔6:331〕本文认为：从目的看，学术著述既不同于普及读物，与小说等文学创作也大相径庭；从对象看，“作者选择了什么读者，什么层次的读者，他的语言便随之而变化。”〔7:239〕从内容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典籍，用文言行文，直接深入到古人的语言天地里去，省却古汉语今译的麻烦，况且许多篇章谈论字的构造本身，繁体字写作简体、文言转换为白话后这种讨论将无法进行。因此以诗话方式衡文谈艺，探讨古代文化典籍，以典雅文言行文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另一方面，穿插其间的外语引文以古典作品或理论为主，用文言翻译，既符合原作原貌，又与上下文的汉语行文一致，更是无可厚非。如：

The man must be designing and cunning, wily and deceitful, a thief and a robber, overreaching the enemy at every point.

必多谋善诈，兼黠贼与剧盗之能〔8:188〕。

Even as I bear sorrow in my heart, but my belly ever bids me eat and drink, and brings forgetfulness of all that I have suffered.

吾虽忧伤，然思晚食。吾心悲戚，而吾腹命吾饮食，亦可稍忘苦痛〔8:239〕。

All women are the same when the lights are out.

灭烛无见，何别媸妍〔8:570〕。

以上第一句是苏格拉底弟子撰野史，记皇子问克敌之道，他的父亲教诲他的话，言者的慧黠跃然纸上；第二句是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话，虽心有悲伤但不废饮食，显示出言者的洒脱；第三句是古希腊俗语，俚俗但又无伤大雅。文言译文读来亲切不隔，相反，若硬用白话迻译，令古人操今语，则有不伦不类之憾。

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也不是一味追求典雅，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如风格以出”的追求：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目的正，则手段之邪者亦正〔8:1541〕。

“Every little helps,” as the old lady said, 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

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8:1257〕

上引第一句是耶稣会标举的基督教教义，言简而意丰，意思约略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最终有评判权的还是结果。但其寓意又明显不同于汉语中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与西方“历史是统治者书写的历史”一说亦判然有别。其本意是鼓励人们为达致正义目的，不妨采取非常手段。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字面上中性的“end”和“means”分别加上“正”与“邪”两个限定成分，不折不扣地表达出原文的内涵和意蕴。而第二句则是英语俚语，译文酷肖老妪的自谑、自嘲的口吻，幽默诙谐之态毕现。

《管锥编》产生年代的严酷政治风气及作者的高龄都不允许像一般论文写作那样铺展详论。钱钟书自己也承认：“《管锥编》……采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9：191〕钱钟书在艰苦的物质条件和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坚持在思想层面关怀学术与科研，体现了一种恢宏的悲悯情怀。其开创性贡献之一体现在《管锥编》，它激起学界的浓厚兴趣，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制和发展进程。

凭借传统的典雅文言，钱钟书将大批深负卓识的西学理论要义翻译过来，与中国传统文论互相阐发。他的做法得以直接深入到与西方当下对话的内核，证明西方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新锐创见”，用中国的文言也完全可以明确清楚地表述。最重要的是，钱钟书从实践层面对后现代学派解构一切的方法论进行了反拨。他吸收、借鉴了解构主义的批判性，打破了原来结构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同时又有效地避免了解构主义建构性缺失的不足，破中有立。

信美兼具的翻译效果

钱钟书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8:1101〕

按照钱钟书的理解，“信”、“达”、“雅”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可分割，其中“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它包含“达”与“雅”。钱钟书在《论不隔》中指出：“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好的文艺作品，按照‘不隔’说，我们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着一样。”〔1：113〕“雅”并不是润饰美化。被钱钟书称道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8:1262〕的《摩诃钵罗密经钞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 “五失本”、“三不易”：人们不通异域之言而需要译者传达，翻译面临时代差异、古俗适应今时等困难，但不能为迁就或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完全抛弃原文的语言习惯，对译文进行文饰、删削。笼统地说“文胜质”或“质胜文”都是欠妥切的，因为要充分考虑原文的特征。

尽管此前有人不止一次地标举信、达、雅，但钱钟书第一次辩证地阐述了三者间的关系，并且在翻译实践中达到了信息与美学并重的效果。钱钟书继承并发展了我国传统译论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这一优点，提出“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8:1263〕的标准，意即对等或效果基本一致的原则。钱钟书凭借惊人的语言才华，将看似不可能直译的地方创造出汉语中相等的表现来：

One two three four, / we don’t want the war! / five six seven eight, / we don’t want the state!

一二三四，战争停止！ 五六七八，政府倒塌〔8:64〕！

Tomorrow come never.

明日遥无日〔8:901〕。

Two distincts, division none.

可判可别，难解难分〔8:444〕。

The smyler with the knyf under the cloke.

面上笑，衣下刀〔8:700〕。

钱钟书的创造性才能更多地体现在普通用语的创新性使用上，有时甚至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他认为：“词头、套语或故典，无论它们本身是如何陈腐丑恶，在原则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们的性质跟一切譬喻和象征相同，都是根据着类比推理（analogy）来的，尤其是故典，所谓‘古事比 ’”。〔8:1082〕钱钟书化用现成的汉语成语或熟语，诸如 “唯唯诺诺汉”（yes-man）、“颔颐点头人”（nod-guy）、“无知即是福”(ignorance is bliss.）〔8:498〕等，准确贴切、生动传神。

一些照字面生硬翻译会引起歧义的句子，钱钟书也一样处理得游刃有余：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先王千古，新王万寿〔8:792〕。

Next dreadful thing to battle lost is battle won.

战败最惨，而战胜仅次之〔8:897〕。

Get a livelihood, and then practice virtue.

先谋生而后修身〔8:899〕。

以第一句为例，原文并没有区分两个King，倘若照字面直译，前面刚说完，紧接着又高呼万寿无疆，令人费解；译文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先王与新王将两个King区别开来，是真正意义上的“信”。

钱钟书提倡以诗译诗，“以韵语译韵语”。译诗历来被看作是困难的，正如钱钟书指出的，“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10:421〕因为诗作兼有音韵、形式、内容与意境之美，过度关注意义的传递，而忽略了形式，则译作仅仅变成或优美或晦涩的散文，不复成其为诗。钱钟书高举“以诗译诗”的大旗，并在翻译实践中身体力行：

Men are good in one way, but bad in many.

人之善同出一辙，人之恶殊途多方〔8:246〕。

Heard melodies are sweet, but those unheard / Are sweeter.

可闻曲自佳，无闻曲逾妙〔8:450〕。

钱钟书坚持席勒提倡的“内容尽化为形式”〔8:1312〕。既注重诗的语言形式的具体性，认为语言皆有声有义，同时也承认诗的思想感情方面存在言外之意，并将二者纳入一个对立统一体。如他将“One white-empurpled shower of mingled blossoms”译作“紫雨缤纷落白花”〔11:41〕，格律谐协，意境优美，处理精当。他还将17世纪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的一句诗“Then peep for babies, a new Puppet play,/ And riddle what their prattling Eyes would say.”译作：“诸女郎美目呢喃，作谜语待人猜度”，并称许这两句诗堪与洪亮吉“与我周旋，莫斗眉梢眼角禅”相媲美〔8:1222〕。

钱钟书所译《名利场》结尾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形式与神韵：

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 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 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 dead, 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

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祁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矣〔8:69〕。

这种分镜头手法在影视作品中习见不鲜，通常称作“蒙太奇”技巧，据说是受中国六书中的“会意”启发而发明的〔12:24〕，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一般不会把这样两个场景捉置一处，通常的做法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而述之，表达与理解起来清则清矣，却达不到两幅图景对比冲突的效果，钱钟书的翻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钱钟书多次以自己擅长的比喻来说明翻译过程中求“尽信”的困难和不足取。因为“在腊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容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dialectic）。”〔13:125〕比如：

A pin has a head, but no hair; / A clock has a face, but no mouth there; / Needles have eyes, but they cannot see.

针有头而无发，钟有面而无口，引线有眼儿不能视〔8:41〕。

A watch has hands, but no thumb or finger;/A saw has teeth, but it does not eat.

表有手而无指，锯有齿不能吃〔8:155〕。

将翻译与比喻捉置并处，是大智慧的表现。因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这与翻译的处境何其相似！“凡喻必以非类”，以言翻译，完全的“信”是不可能达到的。解决的途径是超越比喻，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手段，辩证地对待各种方法、手段的使用。“以彼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8:41〕

因难见巧，臻于化境

《管锥编》中有一段翻译，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一位盲人与一位腿脚不利落的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8:549〕。

译文形式整齐，格律铿锵，琅琅上口，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基本没有增减，与读原文获得的感受没有什么差异，可谓翻译得非常巧妙。在另一场合，钱钟书又提及蹩、盲二人的两句经典对白，十分富有机趣。两人都对自己的生理缺陷非常敏感，因而对话暗藏机锋：“盲问蹩：‘您行吗？’蹩答盲：‘您瞧呢！’”相信许多人读后会心一笑，称道盲、蹩二人的机敏，同时更折服于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殊不知，这是钱钟书译自18世纪德国文家的谑语。该译例是钱钟书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翻译“化境”的一个具体体现。

按照钱钟书的“化境”说，理想的翻译应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容准确，尽量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第二，易于理解，其实质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力，确保译文自然、易懂；第三，形式恰当，既要紧密依托原文，又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规范，避免生搬硬造。简单地说，即要求忠实地传达信息，完整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语言顺畅自然，读者反应类似。

翻译有一定的限度，即所谓“可译性限度”。翻译过程中译者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形式结构障碍（formal-structural obstruction）、惯用法障碍（usage obstruction）、表达法障碍（presentation obstruction）和文化障碍（cultural obstruction）。正是可译性限度和翻译实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各种障碍给译者留出了更大的发挥、创造的余地。

形式结构障碍是翻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任何一个译者将西方语言译成汉语时，都会遇到许多基于语言习惯差异而出现的难题。比如在将欧洲语言的主从结构译成中文的并列结构时，如何处理由关系代词引导的从属句，就是一个典型困扰。钱钟书在处理这类句式时，大多将它们转换成汉语中习见的两个分句，或并列、或因果、或条件，避免用复杂的长句或复合句，关系代词往往没有形式上的体现，却丝毫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如：

A friend in power is a friend lost.

朋友得势位，则吾失朋友〔8:986〕。

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

己不能，方教人〔8:1109〕。

It’s a wise child that knows its own father.

儿必奇慧，方知父谁〔8:551〕。

惯用法障碍突出体现在格言、谚语与成语等惯用语的翻译方面。格言、谚语和成语都是语言历时形成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约定俗成并见于典籍才流传、确定下来。它们以简洁易记的形式揭示了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反映出的不仅有独特的品质，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同时它们又言简意丰，是语言惯例规范体现得最充分的例证，背后往往有一个故事表明其来龙去脉，并与特定的社会语境紧密相联，最能代表一种语言的风格和意蕴。

格言、谚语用语诙谐形象，对比新颖，并且悦耳、直接，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趣味性。结构上的稳定性、语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以及暗含的情态表达力是其共同特点，翻译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过于拘泥于字面意思的“信”，则难“达”深层意蕴，而恰恰后者才是其鲜活生命力所自。钱钟书在翻译时，以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以尺幅万里的浓缩，尽传格言、谚语和成语之妙；有时甚至直接套用中国固有的表达方式，看似信手拈来，却准确传神：

If you run after two hares, you will catch either.

脚踏两只船。

After rain comes sunshine.

苦尽甘来。

A good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表达法障碍有多种表现。钱钟书归纳了如下几种说法：

Hymn before Sunrise.

For ever shattered and the same for ever.

The stationary blasts of waterfalls.

Ode to Liberty.

Immovabley unquiet.

将它们提炼成“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8:7-9〕，应该说不同语言中形式各异的格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当。

表达法障碍还表现在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缺乏对应词。钱钟书有时将一些西方习见的表达法换成中国耳熟能详的说法，效果不言而喻。如：

He〔Zeus〕 is humbling the proud and exalting the humble.

神功天运乃抑高明使之卑，举卑下使之高〔8:53〕。

将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万神之王宙斯译成“神功天运”，跨越了习惯表达的障碍。另一场合，钱钟书将哈姆雷特责备未婚妻的话译作“女子化妆打扮，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14:41〕，此处避免提及God，于整句意思并没有丝毫减损，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如在读者眼前，翻译自然起到与阅读原文同样的功效。

文化障碍指的是“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气力加以解释”〔15:34〕。因此，要成功地进行语言转换，不但要掌握语言，而且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这造成翻译当中最大的困难。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涉及生活习俗、政治历史、思维方式等许多内容，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语言又把这些内容表达在文本中，因而对译者的困扰也较多。

结语

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翻译对进一步传承世界文明、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民族文化走向开放和世界文化通向多元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钱钟书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以及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具价值的思维形态是开放性和主体性兼备的综合思维。钱钟书在翻译过程中以全球化视野，采用平视的姿态，既注重对“客体性”的了解，又强调“主体性”的能动发挥，落实到“主体间性”的价值取向，谋求中西文化交汇，进而取得一种视界融合。他把古今中外许多重要的智慧因素捉置并处，在辩证的思维中将历时的发展序列转变为共时性构成。

钱钟书的博学为译文的翔实、准确提供了保障，也为各种学术话题的互动交流搭建了平台。早在1940年代的《谈艺录》中就大量涉及西方神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应该算是现代西方文论在新中国译介开先河的手笔；1970年代的《管锥编》更是大量原文引用现代西学的前沿知识，而其中有许多在新时期纷纷涌入国门，并逐渐为大家所认可。钱钟书的做法无形中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引入，他的尝试与努力事实上成为197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来自中国大陆方面唯一的强劲声音。

钱钟书在对翻译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践操作中，一方面大量吸纳现代西学的成果，通过自己的阐述跻身于中西对话的前沿，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有关论断的桎梏，没有拘泥于西方阐释学理论关于语言即存在、语言即本体之类的玄言思辨，而是深具卓识地将中国传统训诂与阐释学理论相融合，突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文艺美学标准。借助翻译，钱钟书不仅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打通了整个文学领域，探索了中西文学共同的“诗心”和 “文心”，而且为影响研究、阐发研究、科际整合、译介研究等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高斯——比内—— 陈定理是什么？

从双曲几何到Gauss-Bonnet-Chern定理

早在Gauss十五岁时，他就构想了一种几何，这种几何中Euclid几何中的第五公设不再成立，他把这个几何成为“星空几何”，或许他预计到这种几何在浩瀚星空中可能实现。

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公开地、系统地提出这个几何的是Lobachevskii（有些英文文献是Lobachevsky，俄国人的名字再翻译成英文时可以有些小差别。）所以这种几何被称作“Lobachevskii几何（Lobachevskian Geometry），也称为双曲几何（Hyperbolic Geometry）。在双曲几何中，三角形内角和不再等于180度。但是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这个定性结果，而是要确定内角和与180度的偏差程度，即所 谓的“角盈”，角度的盈余，当然这个盈余时广义上的盈余，如果差别为负数，那么就是负的盈余了：）

描述这个差别的就是著名的（局部）Gauss-Bonnet定理，它将曲面的曲率与角盈直接联系在一起。曲面上多边形的Gauss曲率K在曲面上的积分加上多边形边界曲线的测地曲率k_g在边界上的积分再加上多边形外角和等于2π，如果这个多边形的 边界曲线是测地线，那么测地曲率就为0，这时候测地曲率的积分就为零，计算将大大简化。如果是测地三角形，那么我们马上可以得出三角形内角和公式的推广 。由于内角与外角的互补关系，所以公式将变为：三角形内角和减去π等于Gauss 曲率K在在三角形所围曲面上的积分。于是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K等于零，那么这刚好就是平面三角形，角盈为零，三角形内角和等于π；

如果K大于零，那么这就是类似于球面上的三角形，角盈为正，三角形内角和大于π；

如果K小于零，那么这就是类似于伪球面上的三角形，角盈为负，三角形内角和小于π。

因此Gauss-Bonnet公式即使特殊化两次（第一次先让多边形边界曲线的测地曲率为零，第二次让多边形为三角形）后仍然得出这三个优美结果，直接推广了三角形内角和公式。

而整体的Gauss-Bonnet定理更加优美：紧致定向的二维Riemann流形M（可以粗略地看为是曲面的推广）的Gauss曲率的积分值等于2πχ（M），其中χ（M）是M的 Euler示性数，典型的整体的离散值，而Gauss曲率可以连续取值的局部值。这里，测地曲率的线积分被直接抵消，我们想想复变函数中证明多连通域的Cauchy积分定理时辅助线积分的互相抵消得出得优美结果（实际上我们在证明多连通域的 Grenn定理时就有这个方法了），就可以类推想象这个结果。只是在整体Gauss- Bonnet定理的证明中是用了著名的“三角剖分”把区域分称一个个三角形，抵消线积分（在单连通域的Cauchy积分定理的现代证明中也用到三角剖分），而多连通域的Cauchy积分定理中是将多连通区域划分成一个个单连通区域。我们从这里 也可以看出数学中很多领域的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一个公式就巧妙地将起两个迥异的重要概念完美结合。

后来，曲率经过Riemann的推广成为几何中的核心概念，Euler示性数经过Poincare的推广后成为拓扑学中的核心概念，这两个概念在整体微分几何中巧妙结合，而这种巧妙的结合就是由于Chern关于高维复流形（complex manifold）上的Gauss-Bonnet定理的直接的、内蕴的推广。果然应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句俗话。伟大的定理，经过伟大的推广，产生更加伟大的学科。

当年Weil和Allendorff用分块切割嵌入高维Euclidean空间中证明推广这个定理时，Nash嵌入定理还未出现，所以前提首先就不成立。在加上一个内蕴的优美结果 却用外蕴的方式来推广，实在很令人不满意。所以Chern一到美国，Weil就把这个 想法告诉Chern，并断定这个定理一定有内蕴的证明方法。Chern很快就完成这个证明了。当时数一数二的数学大师Weyl看了这个结果后惊未神来之笔，赞叹祝贺 。Weil则断定这是几何学里程碑式的伟大工作。

在这里，我们从双曲几何一直说到著名的Gauss-Bonnet-Chern定理，我们还要提 到一个人，那就是伟大的Riemann，正是他创立了狭义的Riemanan几何（Riemann Geometry），然后又把这个结果纳入他创立的极度深邃的“广义Riemanan几何 （Riemannian Geometry，分清楚与Riemann Geometry的区别，它们形式上差别是 “ian”，实质上的差别却是“常曲率”与“任意曲率”的差别），推广了Gauss 的曲面内蕴几何学，定义了抽象Riemann度量，仅仅在2维情形就直接摆脱了Euclidean空间的嵌入研究，使曲面的研究不再等价于3维Euclidean空间中的曲面 研究。著名的Poincare上半平面上定义了Poincare度量，它无法在3维Euclidean 空间中实现嵌入，Poincare度量就是Riemann度量的一种。

正如Milnor的所言，双曲几何在Riemann几何出现前只是没手没脚的躯干而已。Riemann让这个躯干成为正常人体。

Riemanan之后，Beltrami使伪球面上实现了局部的双曲几何，Klein在开单位圆（ 不包括圆周）上实现了整体的双曲几何，而Poincare在上半平面（不包括实数轴 ）上实现了整体双曲几何。容易证明，单位圆和上半平面存在共形映射，而单位 圆周和实数轴作为两个域的边界，也一一对应。在单位圆上赋予Poincare度量（Poincare metric），就可以计算出它的截面曲率为-1，证明双曲几何的空间曲 率小于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双曲几何从Poincare去世后发展至今，最牛的人 物是Thurston，Fields奖获得者。此外，这个学科的发展很缓慢，足见其艰难，也足见Poincare之伟大。

大名鼎鼎的Schwarzschild早在26岁时就考虑过宇宙如果为弯曲的话，曲率半径应 该为多少，他在19世纪末时就说：“本世纪有人在Euclid几何之外提出non- Euclid几何，其主要实例就是球面空间和伪球面空间。我们如果知道可能具有有限曲率半径的球面和伪球面几何中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感到惊讶。如果有这种可能，你会感到自己处在几何学的仙境里；而且如此美妙的仙境会不会变为现实，我们也无法知道。”（摘录自Chandrasekhar于1986年的Schwarzschild讲座中所引用文字，杨建邺、王晓明等译）

他还应用当时的天文学数据估算了3维空间曲率半径的极限，认为双曲空间与球形空间的曲率半径的下限分别为64光年和1600光年。

我们当然知道，在1900年的时候，天文测距技术还是不完善的，实际上Einstein 提出静态宇宙学模型时（1917年）对宇宙大小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甚至于Hubble提出膨胀宇宙学说时，由于造父变星光度的分析有错误，使得宇宙的观测也相应出现严重失误。因此，在Schwarzschild那个时代，对宇宙有着如此的梦幻与计算，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双曲几何和椭圆几何中去了。

说个题外话，现代微分几何学家处理三维问题和四维问题时面对的困难相差时很大的，因为三维空间Ricci曲率如果为零，则Riemann截面曲率就为零，而四维空间没有这个性质。但是在Schwarzschild那时，他肯定无法考虑到这个，所以如果 他牛到直接考虑四维时空，也照样提刀上阵：）

我们也知道，Lobachevskii在提出双曲几何时就已经想象到它或许会在宇宙中实现，他说：“同时，不能不重视Laplace的见解：我们所见到的星星饿银河只属于天体的一部分，就像微弱的、若隐若现的斑点，类似于我们在猎户星座、摩羯星座及其他星座中所看到的一样。于是，且不说在想象中空间可以无限地延伸，自然界本身向我们显示的距离，甚至同我们的地球到恒星的距离相比，后者也因微小而可以忽略。此外，不能进而断言，假定直线的度量不依赖于角——这一假设，许多几何学家想采纳它作为毋需证明的严格的真理——可能在我们过渡到可见世界的极限之前，就会发现它有可以觉察到的错误。”

英国的Clifford实际上也设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到了Schwarzschild时，这个梦想被继续深化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Einstein一搞出广义相对论，Schwarzschild就给出第一个精确解，人家早就是老手了，学起这些新的几何学也 时易如反掌，再加上解偏微分方程的特殊能力，使得Einstein对这个结果赞赏不已，比起6年后对待的Friedman，可谓无比真诚了。

我们理当也多说几句关于椭圆几何的问题，因为它和双曲几何（Hyperbolic Geometry）一样是non-Euclidean Geometry，但是考虑到从Euclidean Geometry 到Hyperbolic Geometry的实质性跨越，双曲几何到椭圆几何的跨越几乎为零，只是平行发展而已，我并没有贬低Riemann的意思，椭圆几何只是上面说的“狭义的Riemanan几何”，仅仅凭借广义的Riemann几何学，Riemann的伟大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安慰奖了，何况他还是其他多项无上的光荣：Riemann面，Riemann假设等等。

写道篇末，想起了一个巧合，那就是Gauss和Schwarzschild都担任过Gotinggen天 文台台长。一个因为数学而天文，一个因为天文而数学，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