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世隐居的高人有谁啊-遁世隐居的高人有谁

1.中国古代隐逸方式分为

2.遁世是什么意思

3.古代有些文人墨客为什么要隐居

4.东晋高僧竺道壹简介，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才华

中国古代隐逸方式分为

中国古代隐逸方式分为：

大多数的隐士则是选择田园之隐，山林之隐。就隐逸的程度而言，还可以分为大隐、中隐、半隐，甚至还有人把隐逸作为韬光养晦、待价而沽的手段，即所谓的”终南捷径“。

1、刘备三顾茅庐，终于得见诸葛孔明，孔明一篇隆中对，令刘备如醍醐灌顶，不得不击节赞叹。刘备泣曰：恨不早见先生！只是先生隐居此间，怎么能对曹操、孙权及刘表等人形势如此熟悉呢？孔明大笑，附耳道：我“悄悄关注”了他们。

2、遁世隐居代表你对到达另一个世界的投射和幻想，但因为根本就没有另一个世界，于是你一切的努力都将白费。你们并不需要去修道院或喜马拉雅山，你们不用从这里遁逃，你们必须在这里开悟。

3、夏洛蒂喜欢假装即使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对她的生活和家庭也没有什么影响，她总是说“我们的生活就像隐居的、蛰伏期的睡鼠。”。

4、书写，就是不问世事。某种程度上的隐居在艺术里。重写。努力总会带来收获，无论是什么样的。那些无法成功的人，是懒惰的关系。

5、越中是唐诗之路的心脏地带，自魏晋以来，达官贵人和文士雅客多隐居于此，中国的山水文学和山水诗就诞生在越中。

6、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细雨淅沥，秋风瑟瑟。他们撑着雨伞，攀沿一个弯曲的山间小道去拜望一位隐居在深山的朋友。

7、否定生活就是否定神，谴责生命就是谴责神;离世隐居就代表你比神还要聪明。

8、出身义大利中部努西亚的显赫家庭，因厌恶富人荒*无度的生活，而隐居罗马城外，并吸引追随者前来。

9、正因其山色秀丽，传说这里是神灵之宅，历史上众多的道客羽士来隐居修持，故而被誉为中国道教的“洞天福地”。

遁世是什么意思

遁世的意思是独自隐居，避开俗世。

清·范阳询《重修袁家山（袁可立别业）碑记》：如其不幸，而至逃入玄门遁世不悔。如唐典之隐，昆陵之休之治涞园，此岂其所甚愿哉！

遁，汉语二级字，读作dùn，最早见于《说文》小篆。本义为迁移、离去，引申有逃跑、隐匿、回避、欺骗等意义。《易》卦名多将“遁”写作“遯”，“遯”音义同“遁”。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必世后仁》：子曰：必世而后仁，盖言天下大乱，人失其性，凶恶不可告诏。三十年后，此辈老殆尽，后生可教而渐成美俗也。

描写遁世的句子

1、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

2、很多人陷入爱情是为了寻找一个遁世的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当他们不值得爱慕的时候，依然有人爱慕他们，当他们不值得赞扬的时候，依然有人赞扬他们。

3、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4、遁世隐居代表你对到达另一个世界的投射和幻想，但因为根本就没有另一个世界，于是你一切的努力都将白费。你们并不需要去修道院或喜马拉雅山，你们不用从这里遁逃，你们必须在这里开悟。

古代有些文人墨客为什么要隐居

这个问题太大了,网上找了一篇资料,希望有所帮助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旧唐书·隐逸》称“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易·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隐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隐士”又叫“高士”。江苏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画家隐士黄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黄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画家倪云林也被人称为“倪高士”。晋宋时戴逵和他的儿子戴勃、戴颙都是著名的大画家、大雕塑家、大音乐家，他们都隐居不仕，所以《历代名画记》称之“一门隐遁，高风振于晋宋”。戴氏父子是大艺术家，然而传记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艺术”，却列入“隐逸”，是因其有才艺才被称为“隐士”，因其“隐”，方有“高风”。《史记》中记古人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来隐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为隐士立传。但德在何处？却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严光，拒绝了汉武帝的亲自征召和封赏，而隐居富春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这“风”，原写作“德”。在范眼中，严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读〈严子陵传〉》一诗中说：“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说的更是击中要害，他在《严光论》一文中说：“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见《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钓处》附）朱元璋虽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这段话却有值得思考的内容：隐居的人德就高吗？

实际上，从来隐士，大抵可以分为十种：其一是真隐、全隐，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从来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后隐，如陶渊明。陶是著名隐士，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其实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才隐居。明代的沈周，一天官未当过，传列入《隐逸》。而他的学生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然后便安心隐居至，但其传就未被列入《隐逸》而列入《文苑》。陶渊明也是先官后隐，但其“隐”的名气太大，超过其诗名，不过陶渊明后来是真隐了。像陶渊明这样先官后隐的隐士较多。其三是半官半隐，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而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分上不能算做隐士，但有隐逸思想。有隐逸思想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时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了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其五是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人对国家损害最大。其六是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其七是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隐求高官，如唐代的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隐，实际上从事最热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败后，为了逃避迫害，隐于禅，但他终生都忠于明王朝，终生反清，情绪十分激烈，一直没能静下来。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其十是先隐居，基本上是真隐，但等待时机，等到时机就出山，等不到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汉末诸葛亮、元末的刘基等。其次还有一种不得已的隐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举业，明清易祚之际，他奋起反清，失败后不得已而隐，但后来一变在思想上真的隐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隐了，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都是以“淡”、“柔”、“远”为宗的。

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谈起历史，“安史之乱”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封建社会蒸蒸日上；之后，每况愈下。时代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而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影响更大。因为任何时代，社会的实际领导阶层只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凝聚起来，一齐为国家着想，国家就有希望，否则便会相反。从群体上看，唐代之前，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着想。汉代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后汉书·马援传》）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捐躯。唐代的知识分子们“不求生入塞，只当报君”，“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要得此生长报国，何需先入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的君臣们共同努力，拧成一股绳，使国家强大起来。宋朝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好的，虽然没有唐代知识分子那样报国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颓废，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尚能为国忧虑。北宋的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的知识分子“一身报国有万”，“位卑未肯忘忧国”。南宋早期有岳飞、陈东为国事努力，中期有陆游、辛弃疾等诗人拼搏于抗金第一线，晚期还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而且厓山、海陵山的抗元军民们是集体牺牲，无一叛降，这是何等的气概，元以后便没有了。

不论早期还是后期，隐者总的说来都是弱者。他们既不能面对现实拍案而起，或奋而反抗，或钻营求进，只好退隐，但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艺术等创作。他们或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或结庐于山林之中，所以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特盛。而且，隐士们笔下的山水画和田园诗虽然也风格各异，但在大的方面却有一个总的风格，这和隐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关。如前述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远。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尽管陶渊明也曾“金刚怒目”，但他隐居后的诗风总的倾向还是“柔”，鲜有刚猛雄浑的气势；王维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画从王维到董源、巨然到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画风也都以“柔”为特色。到了明文徵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画更柔。“柔”是老、庄的境界，特别是庄子的境界。和历史上隐士一样，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有不同。老、庄的“柔”是外柔而内刚。《老子》曰：“柔弱者胜刚强”，“柔之胜刚”，“柔弱处上”，“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因之，老子守柔为了刚强和“处上”，“至柔”为了“至坚”，为了“攻坚强”；“无为”为了“无不为”，庄子同之。庄子的“柔”，更以无限的力量和冲天的气势为内蕴，以俯视宇内为高度，所以《庄子》第一篇谈的是“逍遥游”，其游固逍遥，然“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力量。他还要“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没有十分伟大的内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老庄之学在六朝时期最盛行，六朝人读老、庄，谈老、庄，学老、庄，外柔而未尝失去内刚。嵇康学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嘲弄贵公子锺会至遭杀身之祸而不惜。阮籍学老、庄，敢于装醉酒而拒绝帝王的拉拢，敢于长叹“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学老、庄，仍不失为豪迈气概和傲岸作风，他们的作品都不曾有过软弱柔媚之气。唐人之前的画，线条虽然是柔而圆的，但却内含至大至刚之气，包蕴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学老、庄，外柔已向内渗透，但内在的生命律动仍跃跃欲试。而明清人学老、庄，早已失去了老、庄的内在本质，只见柔媚而不见刚强了，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画中皆可见到。正是时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刚强、不反抗，仍然动辄被腰斩、杀头、批颊、掼，召之即来，驱之又必须即去，叹一口气都有文字狱等待。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们既失去了刚性，又失去了韧性，因而形之于“态”（文学艺术作品），何来刚强？所以，早期的“柔”和后期的“柔”大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见刚，后期的“柔”则是柔软无骨而萎靡了。

淡：老、庄的“淡”固然指自然无所饰，也就是“朴”，朴而不能巧，《庄子》云：“吾师乎，吾师乎……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外，《庄子》的“淡”还有纯、静、明白之意，《庄子》云：“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明白入素，无为复朴。”则早期的“淡”都有自然无饰、纯、静、明白之意。金人元好问说陶渊明的诗“老翁岂作诗，真写胸中天”。黄山谷《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这在早期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触目可见。但后期的“淡”虽然看上去似自然无饰，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却无法掩饰，完全靠技巧刻画而成。前期的“淡”，犹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后期的“淡”，却如花园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们在相同中却能看出不同。当然，后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画技巧皆高于前人，但人们在其画中仅见技巧，而见不到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后者有精神状态，那只是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像恽南田算是真正的隐士了，他的画以“淡”为特色，但却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远：逸士之所以成为隐士，是因为他们远离政权，远离官场，他们或不愿爬上高处，或从高处退下来，都立在“远”处，“心远地自偏”，心远，其诗其画也自有“远”的感觉。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开门雪满山”，都给人“远”的感觉。我曾写过《诗有“三远”》一文，说：“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是平远，李白‘登高壮观天地间’是高远，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是深远。”而隐士们的“远”只是“平远”，鲜有“高远”和“深远”。具有隐逸思想的画家画山水也只求“平远”一种。元明清的画家甚至视“高远”和“深远”为压抑和险危，几乎所有的山水画都是“平远”之景。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等尤甚。影响所至，无隐逸思想的画家也都向“平远”方面发展了。其实，“高远”和“深远”更有气势，而隐士们（包括隐于朝、市的“隐士”）“百年心事归平淡”，只在“平淡”上着眼，“平远”更近于“平淡”。他们还要“化刚劲为柔和，变雄浑为潇洒”，连“刚劲”和“雄浑”都要反对，因为这和“平远”、“平淡”不合，平远给人以“冲融”、“冲淡”的感觉，不会给人的精神带来任何压迫和刺激。一般说来，“平远”的用墨较淡，只画中景和远景，鲜画近景，淡而远，平而和，在平和、淡远中把人的情绪思维也引向“远”和“淡”的境界，这更符合隐逸之士的精神状态，也是山水画在艺术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东晋高僧竺道壹简介，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才华

简介 人物名称

竺道壹（晋吴虎丘东寺）

高僧、历史人物、佛教

竺道壹，本姓陆，为吴地人。少年时出家为僧，言行一致，守志不移，且有学问，却韬光隐智，把自己的才华掩盖起来而不炫露，使外不知，只有与他相、处的时间久了，才知道他具有超人的智慧和才华。王殉兄弟等名土对道壹深加敬事。东晋太和(公元366年一371年)年间，来到京城，住瓦官寺，跟从高僧竺法汰学习佛经，几年之内，他就对佛经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道壹讲述演说法义时，倾倒了整个京城。法汰还有个弟子名叫昙一，也是风雅而有操行之人，当时的人们称昙一为“大一”，称道壹为“小一”，他们两人在名声和德行方面受到社会舆论的推崇，东晋简文皇帝对他们也是非常敬重。

待简文帝和法汰法师都了以后，道壹离开京城，住在虎丘山，学徒们苦留不住，只好让丹阳尹请道壹回京城，道壹回答说：“我听说大道理行于天下，上古圣人治理国家时的盛世，对遁世隐居的人并不夺其性情，而是让他们按自己的志愿生活。大晋朝光明远照，以德覆盖内外，崇尚佛法，。使佛教弘扬光大。所以偏远地区的信徒们，不远万里，披着粗麻布的衣服，拿着锡杖，来到晋朝。他们都割舍了自己所爱好的东西，舍弃了自己的欲望，一心向佛。

从上古以来，有道行的人都是隐居；志存慈救的人，都是游历四方而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无论到哪里，都以弘扬佛法为要务，虽一样，把我这样的人编入名册、户籍，恐怕那些为修行间道而云游四方的僧人，就会远望圣世，长往而不返，有亏于盛明之风，也有悖于原本的宗旨。而且边疆地区的人和隐逸之士，与帝王和官府本不相关。望您认真考虑而定。”于是道壹便隐居在山中。

当时，若耶山有位僧人名帛道猷，他俗家姓冯，是山阴县人，少年时就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很出名。帛道献性情率直、朴实，喜好山水，他一吟一诵，都寄情玄言。过去，在一次讲经时，帛道猷曾与道壹相识，他给道壹写信说：“能够优游于山林之间，纵心于佛家和儒家的经书，触动兴致而作诗，在高高的山峰上采药，服下草药治疗疾病，这是多么快乐啊!但是，因不能和您一起享受这种快乐，我常耿耿于怀。”因有诗曰：

连峰数千里，修林常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 下，故有上皇民。

道壹收到这封信后，也有心前往，于是来到耶溪，与道猷相会，住在山林中。他们纵情于尘世之外，以经书自娱自乐。

过了没多久，太守王荟在城西建起嘉祥寺，因道壹的风范和德行高尚，请道壹为僧主。道壹带着佛家弟子必须的六物(即大衣、中衣、下衣、铁钵、坐具、水囊)来到嘉祥寺，并为寺院造金牒千像。因道壹博通佛家内外经典，而且戒律之行清严，所以四方僧尼，都来向他问学，当时的人们称道壹为“管理九州僧众修持事务的都维那”。后来道壹又暂住虎丘山，丁东晋安帝隆安(公元397年一40l年)年间因病而卒，后葬于山南，终年71岁。

道壹有个弟子道宝，本姓张，也是吴地人。聪慧素成，尤其擅于讲经。张彭祖、王秀琰等人都很推重他，并成为莫逆之交。

竺道壹（晋吴虎丘东寺）[《高僧传》卷五]

竺道壹姓陆。吴人也。少出家贞正有学业。而晦迹隐智。人莫能知。与之久处方悟其神出。琅琊王兄弟深加敬事。晋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从汰公受学。数年之中。思彻渊深讲倾都邑。汰有弟子昙一。亦雅有风操。时人呼昙一为大一。道一为小壹。名德相继为时论所宗。晋简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壹乃还东止虎丘山。学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阳尹移壹还都。壹答移曰。盖闻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夺其性。弘方由于有外。致远待而不践。大晋光熙德被无外。崇礼佛法弘长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远万里。被褐振锡洋溢天邑。皆割爱弃欲。洗心清玄遐期旷世。故道深常隐志存慈救。故游不滞方自东徂西。唯道是务。虽万物惑其日计。而识者悟其岁功。今若责其属籍同役编户。恐游方之士望崖于圣世。轻举之徒长往而不反。亏盛明之风。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宾。无关天台。幽薮之人。不书王府。幸以时审翔而后集也。壹于是闲居幽阜晦影穷谷。时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冯。山阴人。少以篇牍著称。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与道壹经有讲筵之遇。后与壹书云。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疴乐有余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因有诗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壹既得书有契心抱。乃东适耶溪。与道猷相会定于林下。于是纵情尘外以经书自娱。顷之郡守琅琊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风德高远。请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遗于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谘禀。时人号曰九州都维那。后暂往吴之虎丘山。以晋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于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孙绰为之赞曰。驰词说言。因缘不虚。惟兹壹公。绰然有余。譬若春圃。载芬载誉。条被猗蔚。枝[干-乞+余]森疏。壹弟子道宝。姓张亦吴人。聪慧夙成尤善席上。张彭祖王秀琰皆见推重。并着莫逆之交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