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比喻什么

1.自戒文言文翻译

2.魏征的简介

3.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的语言好在哪儿？与烛之武相比怎么样

4.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翻译,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翻译

自戒文言文翻译

1. 郑思肖《自戒》的翻译

《自戒》（郑思肖） 译文

有行，即使至贫至贱，处于社会最底层，仍是亲近之人；无行，至富至贵，不值得亲近。为什么呢？有行之人，寂然不动时，武道为纲，文理为纪，内敛于制度文件中，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篡改一个字，谓之“纲纪森然”；君子儒，一旦行动起来，动皆法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恣其所行，且不敢一毫越理犯分）。这种君子，超越世俗的贫富观，无功不受禄是这类人的操守，君子儒，怎么会妄谋国家大事！君子儒，以“忠孝仁义”为本，有利于国家，爱惜其家族在故乡的好名声，这类人做事严密，能为国家培根固本，不遗后患。无行之人，心胸间充满诡异、献媚、凶残、嫉贤妒能之戾气；一心一意想的是，巧言令色犯奸坐科之事，贪婪的口水都流到嘴外了，诡异、献媚、凶残、嫉贤妒能之心，犹如炽烈的火焰，经久不息。如果这种人得势，国本都会被其劫空。这种人，为争权夺利，有勇有谋；这种人在位，即使被铲除，其政治影响，难以收回，不慎用了这样的小人儒，必有余殃于社稷。匹夫有行，保身、保家、保子孙，以其美名在故乡广为流传为荣；卿相无行，亡身、亡家、亡国、亡天下，以“遗臭为后世笑”为荣。简单判断：无行之卿相，不若有行之匹夫。得有行匹夫而交之，不仅无损朝廷名声，实在有利于向世人昭示朝廷之英明。我担心的是，这样的人，或许不臣、不仕、不奉诏，怎么让这些德智俱佳的君子，能为我朝所用？与其怕别人拒我，不如找出德智君子为什么拒绝我的根本所在，明白这个理，就可以找到具体措施了。随所有人都执怀疑之心，德之弃也，这样的执政思想，跟小人没有区别；能自检有否有失德的言行，则不失君子风范。我要终身信守孔子儒行中的这些精要之处！年轻时，我不太明白这些道理。是我父亲的高风亮节，感染了我，我经常警醒自己，唯恐违背父母的教诲给父母脸上抹黑。但愿我能以此立志，学圣人之道，成为一个真君子，书以自戒。

2.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全文求翻译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出自《谏太宗十思疏》

原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臣听说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积聚它的民心。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像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帝位的重权，处在天地间最高的地位，（应该）推崇皇权的高峻，永保永无止境的美善，不居安思危，不戒除奢侈而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敦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就像砍伐树木的根却要求树木茂盛，阻塞水的源头却希望水流得长远一样啊！

所有君主帝王，承受上天的重大使命，无不是在深深的忧虑中就治道显著，而一旦功成名就就道德衰退，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而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难了吗？当初创业时，能力绰绰有余；如今守成，能力却不足，这是为什么呢？大凡在深重忧患当中必须竭尽诚意对待臣下，得志以后就放纵自己傲慢地对待一切人；竭尽诚意就能使吴和越这样敌对国家也能结成一体。傲慢地对待人，就是骨肉亲属也能行同陌路。虽然可以用严刑来监督他们，用声威震慑他们，但是结果大家只图苟且免除罪罚，却不感念（皇上的）仁德，表面上恭顺而不是内心里悦服。怨恨不在有多大，可怕的是人民；人民能拥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统治，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用腐朽的缰绳驾驭飞奔的马车，这样可以忽视不理吗？

作为人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看见引起自己爱好的东西，就想到该知足来警惕自己；将要兴建宫室土木，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安宁；想到君位高而且危，就要不忘谦虚加强道德修养；恐怕自己骄傲自满，就要想到江海所以巨大，是因为能居于百川之下；游乐忘返地打猎时，就要想到古人说的“一年三次”田猎为限度；忧虑自己松懈懒惰时，就要想到自始至终都要谨慎；怕自己耳目被堵塞、遮蔽，就要想到虚心接受下面意见；担心有谗邪的人在自己身边，就想到要自身正直，斥退邪恶的人；恩惠所施加，就要想到没有因为偏爱而给予不适合的奖赏。惩罚所涉及，就要想到没有因为生气而滥用刑罚：总括这十思，扩大这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们，选择好的意见采纳它，那些有智慧的就会施展他们的全部才谋，勇敢的就会竭尽他们的威力，仁爱的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就会报效他们的忠心，文臣武将都能（被）重用，君王大臣之间没有什么事情（烦心），可以尽享游玩的快乐，可以颐养像松、乔两位神仙的长寿。（皇上）垂衣拱手（不亲自处理政务），不必多说，老百姓就可以被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事事过问代替百官的职务呢？劳损聪明的耳目，违背无为而治的方针呢！

3. 戒枉戒贪文言文翻译

为你奉上，请你参考，满意请你采纳。谢谢！

贞观初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有个明珠，没有不敬重。如果拿去弹射鸟雀，这难道不是很可惜？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见金银钱帛不畏惧刑法网，立即直接接受，这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还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性命的重，就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准备尽忠诚，更利于国家人，那么官职爵位建立到。都不能用这种方法求得荣耀，于是我接受财物，贿赂既露，他自己也，实在是可笑。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劳役无度，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有一个在这里，怎么会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于匹夫之手，也是可笑。”

贞观二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曾对贪婪的人不懂爱财的。至于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傣禄优厚，一年所得，他多次从多。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不过几万。一旦暴露出来，俸禄剥夺，这难道是懂得吝惜财物？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事。从前公仪休很喜欢吃鱼，而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他的鱼长存。而且为君主贪婪，必定亡国；为我贪婪，必定丧命。《诗》说：大风疾吹呼呼响，贪利败类有一帮。'所言不虚啊。过去秦惠王想征伐蜀，不知道这条，于是刻五石牛，设置金以后，蜀人见到他，认为牛会金。蜀王派遣五个力士拉牛入蜀，萧道成。秦国军队随后进攻的，蜀国灭亡。汉朝大司田延年贪赃三千万，事情被发觉而亡。这样的流，不胜枚举！我现在把蜀王为借鉴，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啊。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们说：“我整天忙忙碌碌，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希望你们能够长守富贵。上天不是不高，土地不是不好，我常常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律，常像我畏惧天地，不但百姓安宁，自己经常得到欢乐。古人说：‘贤人多财损其志，愚蠢的人多财生自己的过失。这句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仅败坏国法，损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害怕？恐惧多，也有因此而导致亡。大丈夫岂能苟且贪图财物，以害及性命，让子孙们常常感到惭愧羞耻吗你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话。”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赴京，违法收取驿家麸皮几石。太宗赐给他数，让自己背出以可耻的。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说：“宣、饶州各山大有银坑，采用了极大的收益，每年可以得到钱几百万贯。”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件事没有所缺少的。只需忠言，进好事情，对老百姓有益的。而且国家剩下几百万贯钱，如何得到一个有才能德行人？你不推举贤能进善之事，也不揭发违法，肃清豪强震惊，只有道路税卖银坑认为好处。从前尧、舜美玉在山林，珠宝投入深渊，因此，崇名美号，被称为“千年。后来汉桓帝、灵帝重利轻义，作为近代昏庸无能的君主。你就想将我与桓帝、灵吗？”这日下令将权万纪回家。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古人说：‘鸟栖息在树林，恐怕他不高，再窝在树梢；鱼藏于水，恐怕他不深，又挖在地下下。然而，为人所获得的，都是因为贪图诱饵的缘故。现在臣下接受任命。，在高位，享受优厚的薪水，必须履行忠诚正直，遵循公正，那么就没有灾难，长守富贵了。古人说：‘祸福无门，只有人的召唤。’而损害自身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该思考这些话，作为鉴诫。

“作为君主贪婪，必定亡国；为我贪婪，必定丧命。”这是唐太宗对大臣不要贪赃受贿的告诫和对自己的努力。唐太宗及左右大臣能够修德治国，戒贪安邦，最终使大唐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朝代。

其实，不仅是 *** 治理水平需要不要贪婪，在物欲横流的中，正对永无枯竭停的私欲，只有知足和随其自然才能长保乐。

4. 古文中的“戒”字怎么翻译

戒 jiè

〈动〉

(1) （会意。小篆字形，上面是“戈”，下面象两只手（即“廾”）。两手持戈，表示戒备森严。本义：警戒，戒备）

(2) 同本义 [guard against]

戒，警也。——《说文》

岂不日戒。——《诗·小雅·采薇》

以三年之戒。——《礼记·曾子问》

基浇能戒之。——《左传·哀公元年》

息民不戒。——《国语·吴语》

怵然为戒。——《庄子·养生主》

戒之慎勿忘。——《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知足以自戒。——唐·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3) 又如：戒慎（戒备谨慎）；戒书（用来自我警戒的文字）；戒旦（警告天将破晓）；戒守（警戒守卫）；戒命（禁止某些行为的命令）；戒戢（警介禁止）；戒诗（自我警戒的诗）

(4) 通“诫”。告诫 [warn]

主人戒宾。——《仪礼·士冠礼》

三保戒团众。—— 清· 徐珂《清稗类钞·战事类》

(5) 又如：戒勉（告诫勉励）；戒约（告诫约束）；戒谕（告诫；训导）；戒朝（告诫无将明）

(6) 留神，当心 [be careful;caution]。如：戒口（慎言）；戒火（慎于用火）；戒谨；戒慎

(7) 预备；准备 [be ready]

既种既戒。——《诗·小雅·大田》

(8) 又如：戒装（准备行装）；戒辖（准备车辆）

(9) 登程，出发 [start]。如：戒行（登程，出发上路）；戒途（出发，准备上路）；戒程（登程，出发上路）；戒道（登程，出发上路）

(10) 戒除 [abstrain from;give up;stop]

戒奢以俭。——唐·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11) 又如：戒杀（戒除杀生）；戒脱（戒掉）；戒绝；戒诗（戒除做诗）；戒烟；戒酒

(12) 告请；约请 [invite]。如：戒期（定期）；戒速（谓事先告知，再届时邀请）；戒食（约期共食；招宴）

(13) 斋戒 [fast]

圣人以此斋戒。——《易·系辞》

戒及宿之曰。——《周礼·太史》

七曰戒。——《礼记·礼器》

词性变化

◎ 戒 jiè

〈名〉

(1) 警戒之事 [warning]

君子有三戒。——《论语》

(2) 戒指的简称 [ring]。如：钻戒（镶钻石的戒指）

(3) 佛教的教规惩戒。梵语Sila的意译。指必须遵守的各种准则，防非止恶的规范 [Buddhist monastic discipline]。如：戒定慧（佛教用语。指持戒、禅定和智慧，为佛家三无漏说）；戒体（佛教用语。受戒的比丘内有防非止恶的自治力，而且始终符合戒律的要求，身心完全清净）

(4) 用于告戒的一种文体 [style]。如：戒书（汉代皇帝四种命令之一，用以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

(5) 通“界”。界限，分界 [border;limit]

星茀于河戒。——《史记·天官书》

江河为南北两戒。——《新唐书·天文志》

魏征的简介

人物生平

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 太宗即位 魏徵彩像

，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 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现多将“征”写作“徵”）

编辑本段实行政策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 魏征

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编辑本段作品一览

魏征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 群书治要

》20卷，和虞世南、褚 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 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徵性 魏徵头像

[1]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2]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 魏徵全身像

[3]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 隋书

《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另一版本“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畏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 以怒而滥刑。”选自《魏郑公文集》)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魏征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徵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为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徵后，他俩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谋造反事件之中，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荐人失当，魏徵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徵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

编辑本段魏征故里

概述

历史大都记载魏征是巨鹿人，但馆陶和晋县却在个别记载魏征是“巨鹿下曲阳人”。下曲阳即是属于巨鹿，遍观从隋朝、唐朝到今天，历代政府所设巨鹿郡/巨鹿县的辖境都在邢台市范围。而且唐时的馆陶和晋县不属于巨鹿郡/巨鹿县管辖。

唐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记载：魏征，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 唐代欧阳询书《唐京兆开元寺钟铭》碑刻铭文中记载：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魏徵撰。 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记载：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颖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九成宫醴泉铭》也记载魏徵为钜鹿人。

五代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魏徵本传》中记载：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征，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

宋

《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魏征钜鹿人。《资治通鉴》也记载魏徵为钜鹿人。 元 元人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说记载：魏文贞公征，巨鹿人。 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中记载：宰相魏徵，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记载：“宰相魏征，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钜鹿即为今邢台巨鹿。

明

明代《魏相祠记》中记载：此巨鹿为公桑梓，铜马之墟，印垄榛莽。 明代《顺德府志》、《巨鹿县志》记载魏征为巨鹿人。

清

一、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谱》记载魏征为顺德府巨鹿人，“魏征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即为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浙江省台州市魏玉生先生于2004年给邢台巨鹿县来信谈：“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有关魏徵故里的争议，现将我们台州魏氏族谱中的记载，提供给你们参考。 魏徵像

[4] 1、台州魏氏在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谱序言中记载：‘魏徵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2、台州魏氏始祖魏宗谅是魏徵的曾孙，也是钜鹿县人。其《魏氏族谱》中记载：魏徵子叔瑜、孙华、曾孙宗谅。族谱中记载魏宗谅的家乡是‘直隶顺德府钜鹿县’。 这封信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魏徵故里是现今之河北省邢台市钜鹿县。同时也揭开了一个谜，即《贞观政要·魏徵传》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其“近”在何时？据查《贞观政要》约成书于720年。而魏宗谅于公元710年之任台州刺史。由此推断则徙家当为710至720年之间，方可谓“近”。 二、清代光绪年间兰溪市《魏氏家谱》明确记载，兰溪魏姓始祖系唐代名臣魏征，出于巨鹿郡（唐代巨鹿郡为今邢台市），这套家谱共分四卷，前三卷为清光绪年间的印刷本，后一卷为手写本。据介绍，该家谱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家谱记载了初唐至清朝光绪年间兰溪游埠魏家村魏姓家族的繁衍、生息情况。家谱中不但有魏征等家族中名人的介绍及画像，还收录了清代皇帝对魏家所下的诏书。据家谱记载，魏姓最早出于河北巨鹿郡(今邢台市），而兰溪魏姓则是在宋代由福建建宁迁入。

民国考古发现

民国时期邢台巨鹿古城发掘出的唐代时期的魏征祠堂和魏征铁像也证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 1918年，河北邢台巨鹿县遇大旱.漳河水干.民众打井自救.无意中挖出大批古陶瓷.顿时引起国内外轰动.知识界与考古界极为震惊.天津博物院于1920年亲临巨鹿进行考古调查，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对巨鹿故城三明寺进行正式发掘。 考古发现：钜鹿南门内路东靠北有一处唐代建筑物“魏征祠堂”，祠堂内有唐代所铸的魏征铁像。有人要发掘该祠堂。因南门外有一小村村民皆姓魏，言称为魏征后人，前来阻止发掘，所以保存未毁。魏征像于唐代用铁铸成。

新中国辞海

1999年版《辞海》对魏征词条记载曰：“魏征，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钜）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依据不是新唐书也不是旧唐书，而是《贞观政要》，可以说还了邢台巨鹿一个清白。 《旧唐书》中关于巨鹿的记载： 邢州上 隋襄国郡。武德元年，改为邢州总管府，管邢、温、和、封、蓬、东龙六州。邢州领龙岗、尧山、内丘三县。四年，平

表明所负使命的性质之非同凡比。“请缨”句：以汉终军自喻。西汉时终军自请安抚南越，他向汉武帝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意思是只要一根绳索就可把南越王捆来，后来终于说服南越王降汉。“凭轼”句：以郦食其自喻。 西汉初郦食其曾向汉高祖请命，说降了齐王田广，“凭轼下齐七十余城”（见《汉书·郦食其传》），为汉之东藩。“系”、“下”二动词轻捷活脱，生动地表现出其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蕴含着大唐江山的辟建就在此行之意，显示了诗人卓越的政治远见。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四句，表现的是想象中出关后征途的艰险景况。“郁纡”等二句，是写因为山路萦回，崎岖不平，所以平原时隐时现、时出时没，反衬出抒情主人公心情因任务艰巨而起伏不平。“古木”等二句，从听觉的角度来渲染旅途的荒凉凄楚；古代森林里寒鸟悲啼，深山夜间猿猴哀鸣，构成了一幅深山老林的凄寒图景，同时也暗寓了诗人告别唐主后心情的孤寂。这里，诗人把复杂的心情，都融汇到生动的旅途景物描写中，做到意境两浑，情景交融，形象地暗示了完成使命的艰难和诗人心情的沉重。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四句，既有对出关前景的展望，也有其肺腑的坦露。“既伤”二句既表现对故国的怀念又蕴含任务特殊而艰巨，个人吉凶未卜之意。伤千里目：是说远望心里伤感的意思。《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楚辞·招魂

九逝魂：屈原《哀郢》中有“魂一夕而九逝”的诗句。九逝，极言精神之不集中。“逝”一作“折”。“岂不”二句的自问自答，更显示出诗人胸襟的坦荡。“岂不惮”意为有所惮，如同不掩饰自己的感伤一样，不但无损于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反增加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和丰满感，更突现了他重意气、报主恩的心灵之纯真。 最后四句“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是直抒胸臆，抒发了诗人重视信义不图功名的思想。季布：楚汉时人，以重然诺而著名当世。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诺：答应，诺言。侯羸：战国时魏国人。家贫。 年老时始为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监门小吏。信陵君救赵，侯羸出奇计助之，但因年老不能随行，表示要杀身以报，后来果然实践了这一诺言。意气：情谊，《玉台新咏·皑如山上雪》：“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这里，诗人以季布、侯赢自比，表达了自己既然请缨就决不负使命的决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明确地反映出魏征的人生观。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气势雄伟，意境开阔，诗人善于抓住在历史进程中的巍峨奇观，以粗犷的笔触，一扫汉魏六朝绮靡浮艳的诗风，成功地展示了诗人急欲建功立业的感情世界。魏征本人后来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倡一种将南朝的清绮与北国的气质合一的“文质彬彬”的雅体，《述怀》就基本上实践着这一主张。它一方面措语朴素，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与声色大开的南朝诗风相异。另一方面又融汇典语，自铸新辞，对仗妥贴，与理胜其辞的河朔诗风不同。因而《唐诗别裁》评论说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 传说中的魏征小说《西游记》裏记载了魏征变成门神的故事：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犯了天条，玉帝派魏徵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阴魂不散，天天到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魏徵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在前门闹了。可没过几天，那老龙王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太宗算帐，魏徵于是抱剑为唐太宗守后门，这样老龙才再也不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人之

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的语言好在哪儿？与烛之武相比怎么样

语言好在：语言生动，比喻形象，在内心深处可以打动听取者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代文学的风采。烛之武相比来说要强。

解析：

与烛之武相比：虽然不是一个时代但是表象是不同的，魏征的谏言是根据国计民生而规劝君王的一种统治和自省方式。而烛之武是属于邦国之间的一种谋略和取胜之道的计谋应用，虽然也是一种为民的想法但是相比来说就不如魏征的大气堂堂正正。

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的语言好处颇多。1）对比性强，能生动形象的表述自己的想法利于听取者接受。2）类比手法和比喻手法的运用也表现了词藻的华丽和内涵。3）突破当时的习惯骈文方式加以散文形式的写作更好的表达从而语言流畅易于诵读。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面，史称“贞观之治”。“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

骈文：又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古代汉民族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 ?。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

烛之武：春秋时期郑国人。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第四十三回：“考城人也，姓烛名武，年过七十，事郑国为圉正，三世不迁官”。 公元前630年，秦、晋合兵围郑，烛之武前往秦营之中，向秦穆公陈说利害，终于使得秦穆公放弃了攻打郑国的打算，并派兵保护郑国，拯救郑国于危难之中。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翻译,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翻译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原文及翻译

　卷一·论君道

　作者：吴兢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及孙绥，果为*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译文

　作者：佚名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做君主的法则，必须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端正自身，绝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的事。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如一味讲究吃喝，沉溺于音乐女色，欲望越多，损害也就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害百姓。如果再说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怨言四起，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谏议大夫魏徵对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从自身入手，才能远而推及一切事物。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他治理好国家的要领，詹何却用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回答。楚庄王再问他治理国家该怎么办，詹何说：‘没有听到过自身治理好而国家会发生的。’陛下所明白的，实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说：“什么叫做圣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其所以会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过去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门路，招纳贤才;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还是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贞观十年时，唐太宗问侍从的大臣：“在帝王的事业中，创业与守业哪件事比较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答说：“国家开始创业的时候，各地豪杰竞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战胜他他才屈服，这样看来，还是创业艰难。”魏徵对答说：“帝王的兴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乱的时候，这时推翻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四海之内也都会先后归顺，这正是天授人与，如此看来创业并不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骄傲放纵，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徭役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务还仍然不停，国家的衰败，常常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了艰难困苦，多次里逃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担心出现骄奢*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业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既已过去，守业这一难事就得和诸公一道慎之才是。”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

　据我观察各个朝代兴衰更迭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的，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的，然后再用文治来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并且最后获得好结局的朝代却微乎其微。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想到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就拱手让人。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倚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的美女供他一个人*乐，寻找异域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烦琐，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强虎视眈眈;朝廷之内，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于非命，他的子孙也被杀尽，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结局，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不过，仅仅依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您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的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您的调遣。如果能从以往的亡国事例中及时吸取教训，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地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纣王的奢靡，抛却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依然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制私欲，居住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也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乱，其实和yín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很难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同月，魏徵又进献了一篇奏疏：

　臣听说要想使树木长得高，必须使它的根部稳固;要想使水流得远，必须使它的源头疏通;要想使国家安定，必须以德治国。源头的水源不通畅却想让水流得很远，树根不牢固却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仁德不施却希望理，我虽然愚蠢到了极点，也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圣明的君主呢!皇上作为万圣之尊，高贵得与天地同辉，如果只极力推崇天命，让自己长命百岁，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骄奢，崇尚节俭，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欲蔓延而不加以克制，这就像砍掉树根来让树木枝繁叶茂，堵塞源头而想让河水流得很远的道理一样。

　一般说来，很多国君顺应天命之后，没有不担忧自己成就功业而德行却随之堕落的。很多人确实开头做得很好，可是能将这些好的做法坚持到底的却非常少，这难道真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夺取天下的时候力量无穷无尽，现在要守住基业却显得力不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有忧患意识的时候，必然诚心诚意对待下属;一旦自己的心愿达到了，就放纵私欲，不可一世。诚心待人，即使是敌人都可以结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会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严酷的刑法，威严的气势来控制下属使其屈服，他们也只不过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怀二志，外表谦恭却心存怨恨。怨气虽不在大小，但让人担忧的却是它违背了人心，这之中所蕴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让船行驶也可以让船沉没的道理一样，难道还不让人深思和警醒吗?奔腾的马车如果用腐朽的绳子来驾驭，还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远吗?

　好的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了“十思”，发扬了“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太平，君臣之间融洽和睦，相安无事。国君可以安心巡游，弹琴作赋，颐养天年。天下自然无为而治，又何必去劳心费力，事必躬亲，违背无为治国的道理呢?

　唐太宗亲手诏书答复说：

　朕看了爱卿写的奏疏，言语恳切。爱卿的一片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批阅你的奏疏，常常让我忘记疲倦，而且你的言辞让我深受感动。倘使卿对国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够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议，而及时纠正我的过失呢?我听说晋武帝灭掉吴国之后，只顾骄奢*逸，不再关心国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天都看见皇上不谈论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说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语，这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相去甚远呀。这难道不是将灾祸遗留给子孙吗?国家在你这一代还不至于混乱，因而你的性命暂且可以保全。”他又指着他的孙子们痛惜地说：“可是到了你们长大的时候，必定遇上朝廷变故而性命不保。”后来孙子何绥果然遇上晋王室之间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内部叛乱，结果他在叛乱中，为荒*的酷刑所。以往的史书称赞这事，说何曾有先见之明。我的看法与之不同，我认为何曾可以说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恶极的。作为臣子，上朝应思考如何指陈时政、尽忠直言，退朝时应废寝忘食，弥补皇上的过失。这样使君主的美德不断得到发扬，错误不断得到纠正，就是常说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应当直言进谏，谈论治国大道，匡扶时政。然而他在退朝后才说关于朝纲的言论，朝见时，在晋武帝面前却没有勇敢地直言规劝，说他是明智之人，难道不荒谬吗?如果国家危亡却不知道辅佐扶持，哪里还用得着这样的官吏呢?你所上书的建议，我已认真地阅读过了。这些金玉良言，应时时放在我的案头上，就像古代用来警示自己矫偏纠过的信物一样。这样，他日必定会有收获，等到过些年月，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富庶。因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鱼儿有水一样，一切都得心应手、称心如意。你敢于直言而无所隐瞒的奏疏，我现在才回复。此后，我仍将虚怀若谷，恭敬地听取你治国方面的好意见。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守江山是难还是易?”魏徵回答：“很难。”唐太宗说：“我选拔任用贤才，接受建议就行了，有什么难的?”魏徵说：“据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的时候能够选举贤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反而懈怠政务，疏远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使之战战兢兢，不敢进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会使国家灭亡。正因为如此，古代圣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国家太平无事，却要使国君心怀忧惧，这难道不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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