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不护细行什么意思-不护细行 释义

1.建安风骨在曹操诗歌中怎样鲜明体现出来

2.“玉之类者曰求，其次曰蓝。”中“类”的意思是什么？

3.魏晋诗是怎样向齐梁诗转变的?

4.《与吴质书·曹丕》全文赏析

建安风骨在曹操诗歌中怎样鲜明体现出来

表现社会的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但他们却不忠于汉朝，用皇帝了名义掌权，专权，曹操从青年时期忠于汉朝了理想，却在当上丞相，开始有野心，最后自封魏王，完全等于第2个皇帝，到曹丕称帝，是导致3国也有这个因素，要是曹操不专权，做到岳飞了精忠报国，就不可能导致刘备称帝，孙权搞独立，不但忠于汉朝，汉朝也可光复，汉献帝其实可以像汉宣帝那样，但东汉也是被从曹腾到曹丕毁了，除了曹操了爹

“玉之类者曰求，其次曰蓝。”中“类”的意思是什么？

玉之类者曰求，其次曰蓝，盖以县出美玉，故名蓝田。 出自《三秦记》蓝田条，是一本地方风土介绍的杂书。

这个类，应该为种类，这一类事物。这句话承前省，前面应该叙述过好玉的样子和种类。

古称上等美玉这一种类为“球”，次玉为“蓝”，因盛产次玉，故名蓝田。

蓝 田

提起蓝田，一般人想起的是两个物事：

一个是蓝田猿人。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介绍：“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了猿人的头盖骨、上颌骨、下颌骨和三颗牙齿化石，还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这里的猿人被称为蓝田猿人，距离现在大约五、六十万年。”其遗址在县城东20公里处的公王岭半山坡上。旧日去商州（我老伴老家在商州）常从其旁经过，惜乎至今没有到那里实际考察过。

另一个是蓝田玉。蓝田因蓝田玉而得名。《三秦记》蓝田条云：“玉之类者曰求，其次曰蓝，盖以县出美玉，故名蓝田。”据云蓝田玉为古代名玉，著名的和氏璧即为蓝田玉。李商隐《锦瑟》诗中的名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更是让蓝田玉千年流芳。今日如果走在蓝田县城的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玉石店。我于玉石属于外行，也不知道这些到底是真是假。早年听卓依婷在一首歌中唱到：“我听说开始总是真的，后来会慢慢变成假的。”蓝田玉跟感情一样，大概也是如此吧。

我最早听说蓝田，是在时期，那时，常常会有一些外地讨饭的来到我们村里，那些人，一手拿一破瓷碗，一手拄一打狗棍，身上背一粗布袋，挨门挨户乞讨：“老婆姨！老汉叔！可怜可怜！打发一点吧！”母亲遇见他们上门，往往是给一个玉米面馒头，或者一块蒸熟的红苕后（那时候，即使生活在富庶的关中平原的我们，也仅仅只能靠玉米和红苕勉强度日，因为小麦几乎全交了公粮了），顺便问问：“你家在哪儿？”那人往往曰：“商县或者蓝田。”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目中，蓝田并不像它的名字那么美好。

我初次到蓝田去，是在1991年的暑期。我上师范的时候，有一好友名儒，家在蓝田。暑期无事，便想起他在毕业纪念册上给我的留言：“……别忘了秦岭山脚之下的老兄我。有朝一日，当弟携带来蓝田玩时，我一定给弟当向导，引弟玩蓝田猿人遗址、水陆庵、辋川……地址：蓝田县孟村乡李家沟。”

于是骑上自行车杀奔蓝田，沿310国道西行，到灞桥，南折上312国道。路东是濯濯的台塬，路西是潺潺的灞水，风景倒是不错。途中见到一个镇子名华胥镇，想起了《列子》上的一段文字：“（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华胥国。请教当地人，证实我的猜测不错。再前行，又在路边看见一个墓碑，上书“汉蔡文姬之墓”，墓后是一不高的土堆，为杂树所覆盖。于是又想起了这位才女写的《悲愤诗》：“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吟诵完后，继续南行，不久就到了县城。向当地人打听孟村的所在，说在县城西南的白鹿原上，骑车大约还得一个多小时。

此时天色向晚，我赶紧驱车前行，又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在傍晚摸索到了李家沟儒家。老同学经年不见，那兴奋的心情自然不一般。在吃完他母亲为我煮的一大碗清汤挂面后，我俩同床共枕，做了彻夜的长谈，至于第二天分别的情景，在这里就不详表了。

这几年，我和妻女也曾多次到蓝田去玩过。我钟情蓝田，主要是那里跟关中不同的民情风物和山水。漫步在蓝田县城的街道上，常常可以看见独轮车，为关中所罕见。农家小院的围墙，往往为石头砌成，跟关中也异样。小河两岸，有成片成片翠绿色的稻田，更为关中所没有。至于那挺拔青翠的山，清澈明亮的水，更是令人感到亲切。“乘兴登山瞰辋川，水田更木尚依然；欲知漠漠淙深处，还在清和四月天。”这是王维笔下的辋川山水。“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这是杜甫眼中的蓝水玉山。“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是韩愈胸中的蓝关古道。辋川、玉山、蓝关，这些美丽的山水风物，都在蓝田，可惜我至今均没有仔细探访过，或者游览过而没有留意，来日有闲，当一一觅寻。

类

基本字义

1. 很多相似事物的综合：种～。～群。～别。～书。分～。人～。

2. 相似，好像：～似。～同。

详细字义

〈名〉

1. (形声。从犬,頪( lèi)声。从“犬”,因犬种类最相似。本义:种类)

2. 同本义 [kind;class;type;category]

类,种类相似,惟犬最甚。——《说文》

皆守株之类。——《韩非子·五蠹》

无法者以类举。——《荀子·王制》

壹统类。—《荀子·非十二子》

其负类反伦,不可胜言也。——《列子·仲尼》

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梁惠王上》

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庄子·渔父》

纸灰之类冒之。——宋· 沈括《梦溪笔谈·活板》

3. 又

亦类此耳。

梨栗枣柿之类。——宋· 司马光《训俭示康》

4. 又如:类考(学院的科考);类族(事物因习性相近而形成的类别);类神(迷信占卜名词。六壬课中十二个用来判别吉凶的“十二支神”的总称)

5. 族类 [race]

吾三番擒之而不杀,诚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三国演义》

6. 事例;条例 [example;regulations;rules]

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7. 通“颣”。缺点,毛病 [fault]

民之生也,辟则愚,闭则类。——《管子·乘马》

大者大类,小者则治。——《管子·地员》

8. 古祭名,祭天 [sacrificial rites;offer a sacrifice to heaven]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书·尧典下》

是类是妈祃,是致是附。——《诗·大雅·皇矣》

〈动〉

1. 相似;像 [resemble;be similar to]

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左传·庄公八年》

不类前人。——《论衡·自纪》

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 清· 袁枚《黄生借书说》

2. 又

令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

语类楚声。—— 明· 魏禧《大铁椎传》

绝类弥勒。——明· 魏学洢《核舟记》

3. 又如:画虎不成反类犬

4. 类比;类推 [analogy;reason by]

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墨子》

5. 又如:类推

6. 通“戾”。偏,不平 [bias]

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荀子·不苟》

〈副〉

1. 大抵;大都 [generally;in the main;mostly]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三国 魏· 曹丕《与吴质书》

走卒类士服。——宋· 司马光《训俭示康》

常用词组

1. 类比 lèibǐ

[analogy] 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推论出它们在其他特征上也有可能相似。用这种推理方法推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证明

2. 类别 lèibié

(1) [class;category;sort;kind]∶不同的种类

(2) [denomination]∶按种类的不同而做出的区别

3. 类乎 lèihū

[resemble;similar to] 好似;接近于

这个故事很离奇,类乎神话

4. 类兰若 lèi lánruò

[like the monastery] 像寺庙。类,类似,好像。兰若,寺庙,即梵语“阿兰若”

5. 类名 lèimíng

[taxon] 正规命名系中分类群的名称

6. 类人猿 lèirényuán

[anthropoid] 有关类人猿亚目(Anthropoidea)或类似类人猿型的动物,外貌和举动都像人的猿类

7. 类书 Lèishū

[encylopaedia;reference books with material taken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arranged according to subjects] 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例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

8. 类似 lèisì

[analogous;similar] 大致相像

类似事件

类似错误

9. 类同 lèitóng

[roughly identical;roughly the same] 大致相同;类似

样式类同

10. 类推 lèituī

[analogize;reason by analogy] 取相似的事物来推论或衡量

照此类推

11. 类型 lèixíng

(1) [type;pattern]

(2) 由各特殊的事物或现象抽出来的共通点

(3) 逻辑演算中关于主目的不可兼的分类谱系之一

魏晋诗是怎样向齐梁诗转变的?

毫无疑问，"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1)虽然有学者指出今人与古人所讲建安风骨大有不同，(2)但刘勰《文心雕龙》既专论"风骨"，似乎更有理由享有对风骨的解释权。奇怪的是，《文心雕龙》非但未许建安文学以"风骨"之名，相反在刘勰的一些批评话语中，建安文学风貌似乎更应被视为"风骨"的反面：

《明诗》篇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3)

案：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诗为源，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固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4)我观《文心》效春秋一字褒贬，遣辞极精。"腾踊"、"争趋"、"怜"、"狎"、"述"、"叙"、"任气"、"使才"，绝非褒词，且前已云古诗乃"五言之冠冕"，亦不得云建安"兼笼前美，作范后世"。刘勰论诗曰："诗者，持也，持人性情。"建安诸子之"任气"、"使才"，显然不合诗之古意，故此段应有微讥建安之意。

《乐府》篇云："至于魏氏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志不出于〔*〕滔荡，词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案：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本译"气爽"句云："他们的气质高朗，才华美妙，用古题乐府写时事，音节也美妙而和平(5)。"显然不合彦和原意。"宰割辞调"，范注云："《宋书乐志》三：'《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彦和所讥'宰割辞调'，或即指此。"这里显然有批评他们擅改古乐体制之意。又注云"彦和云三祖所为郑曲者，盖讥其辞之不雅耳。"(6)周振甫注"音靡节平"为："音律浮靡，节奏平庸。"(7)范、周注解甚确。

《通变》篇云："魏之〔策〕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不可否认，《文心雕龙》亦有多处褒赞三曹、七子，但大多是偏重才气的、个别的评价，少有对建安文学整体的认同。或谓《时序》篇中所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一段为"建安风骨"之注脚。我以为这不过重复《明诗》篇的评价，殊不合与刘勰"风骨"之意。

二

刘勰所谓"风骨"，歧说纷纭。学界大致有五种意见：?

第一种看法，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以黄侃先生为代表。(8)

第二种看法，认为风骨是概括艺术风格的概念。风骨篇是风格专论，专门论述"风清骨峻"这种风格特点。(9)

第三种看法认为，认为风骨是对一种美学标准，它的具体内容是"传神"、"自然"等等。(10)?

第四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作品提出的一种美学标准、美学要求。它包括两个方面："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言辞方面的美学要求。(11)

第五种看法认为：风骨是对文意的进一步分析，它一方面有情的因素(表现为风)，另一方面有理的因素(表现为骨)。(12)?

我认为以宗白华先生为代表的第五种观点较为的当。他说："我认为骨和辞是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他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理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13)

为了避免将风骨简单地等同于情感与思想，张海明先生又继续申说其意："所谓风是文气的一种特殊表现，用现代术语来说，它大致相当于作者的情感倾向。""骨，理当指作品中的思想倾向。"(14)辨析渐趋精密。但我觉得若从刘勰作此篇意图立说，更惬人意。

"风骨"一词，本是当时品藻人物的流行话语。如《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论》云："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宋书·武帝纪》云："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本义大致指人的内在风神。刘勰将之用于诗文评，用流行的新词来申说旧意，是典型的"以复古为通变"的做法。他首先把"风"的意义加以深化：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诗能感化人心，首在起情，所谓"诗可以兴"是也。能起情者谓之风，所以也可谓风是情之基。那么骨又作何解释?《说文》云："骨者，肉之核也。"风之核曰骨。骨是理之基。若稍作引申，实际上刘勰认为"风"和"骨"都根源于人心对于"道"的两种领会：直观(化感)的领会叫做风；理智的领会叫做骨。两者本是主体修养的两个方面，落实为文字内容就叫做情感和思想，而就二者在文章中所产生的效果而言又叫做"风力"(感发的力量)和"骨鲠"(逻辑的力量)。

刘勰并不停留于枯燥的概念辨析，而是直接切入到具体的为文之道："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作者的情感通于化感之本源，自然情思宛转，动人心魄；思想通乎大道，体物无遗，必能立意昭然，遣词精确。《神思》篇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非情深；"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都是练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刘勰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有人认为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不宜作为"骨髓峻"的范例，其实刘勰之所以挑选此文，是因为它立意明确、条理显豁、论证充分、语言精约，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致使群臣为之搁笔，这是理胜于情的例子。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被用作风力遒的范例，是因为对大人那种游行天地的神仙生活流露出情感上的向往，因而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打消汉武帝好神仙的念头，反而让他"飘飘有凌云之志"，这是情胜于理的例子。刘勰举这两个例子旨在凸显风骨之别，而不是说这两篇作品是"风骨"典范。

立"风骨"之义，是针对齐梁文风之"采乏风骨"的倾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论语·雍也》)刘勰显然以"风骨"为"质"的方面的要求，以"采"为"文"的方面的要求，二者相较，质为本，文为末。刘勰作《风骨》篇与《情采》篇对举，然偏重风骨，以矫时弊。

刘勰对"风清骨峻"陈义极高，《宗经》篇中"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或可为之注脚。作家只有"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才能"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其辞。""风骨"所具刚健意味，主要是指文章在"经典"大义支持下"事信"、"义直"，进而"结言端直"而产生的强大逻辑力量。

刘勰作《风骨》篇本意是在"宗经"背景下对"质"的方面进一步的要求，是在论"情采"之前先立"情采"之本。《风骨》中所含诗教内容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建安文学能否与刘勰所谓"风骨"相合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其一，建安文人的人格弊病与刘勰风骨论的"宗经"背景不合。

东汉士风的转变滥觞于曹魏，"曹氏集团众人不再追求什么奇节异行的高名，而是重视那

种世俗的享乐生活了；他们不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而是洒脱不拘行为放荡；他们不再重视那些烦琐无用的经学儒术，而是竞相写作抒写胸怀的文学作品了。"(15)在刘勰看来，这种叛逆和放纵带来诸多人格上的弊病。《程器》篇中说："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而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食甫啜而无耻。"后来颜之推应和此说，批评范围更广，语词更尖锐。(详见本文第三节)刘、颜的批评可看作正统儒家对建安文人品格的代表性评价。不能想象刘勰会把具有浓厚"宗经"色彩的风骨桂冠加诸人品不足为训的建安诸子。

其二，在刘勰看来，建安文学文胜于质，是齐梁绮丽文风形成的渊薮。刘师培先生概括建安文学四个特点为"清峻、通脱、骋辞、华靡"。(16) "骋辞"、"华靡"均就文采而言。刘勰论三曹、七子，首重其在辞采方面的才华："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指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才略》)"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神思》)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只是都偏重"文"(语言才华)的方面，而风骨强调的是内在的"质"的方面，以文害质的倾向正是刘勰所要反对的。

其三，建安文学从根本上是抒情的、感伤的文学，缺乏"骨力"，也不以刚健为主要特色。建安文学的特色是"怊怅切情"的五言诗，而所抒之情是非常个人化的、任意放纵的情感，几乎不用理性加以节制。但刘勰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情采》)重情乏理，显然不合风骨之义。建安诗人的情感内容大多是"忧生之嗟"（17），其格调是感伤和彷徨的，如同他们笔下的"惊风"和"惊鸿"一样，绝少有凌云壮志的抒发，他们偶尔的慷慨悲歌，骨子里也是迷茫和绝望，绝非什么刚健之风。张师伯伟先生说："建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变。文人诗歌创作开始成为主角，这时的诗人可以说是'感伤诗人'，出现的诗也是'感伤的诗'。……所以在理论上，魏晋以前注重的是'言志'，对外界的感动就包容于直接的言志之中；而魏晋以重的是'感物'，由'感物'才进而言志，……"（18）的为确论。但我疑心有些建安诗人甚至无"志"可言--如果把"志"看作一种有坚实信仰支撑的"怀抱"的话，他们大多毕生走在探索"志"的路上。建安文人把旧的准则破坏之后，对未来应如何是没有底的。他们敢于歌哭笑骂，无所不为(所谓"通脱")，却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足以安身立命的"志"。所以，即便他们挟着两汉的大气来唱悲歌，多少有些慷慨之气，看起来近于刚健，但在古人，尤其是刘勰这样的正统儒者看来，诗不言"志"，还谈什么刚健和风骨呢?

三

不但刘勰不称许建安风骨，整个魏晋南北朝直至中唐，建安诸子的人品和文品就不断遭到批评，而其中很多批评内容正是认为他们的为人或为文缺乏"风骨"。

曹丕《典论·论文》云："应日易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致乎杂以嘲戏。"《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曹丕的批评褒贬互见，但从"和而不壮"、"理不胜词"、"未遒"、"体弱"等批评话语的运用上看，所评文人是不足当风骨之体的。

沈约《宋书·臧焘传论》云："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谢灵运传论》又云："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沈约认为建安文胜于质，把文学引上"雕虫"一路。正与刘勰见解类同。

颜之推："然而古今文人，多陷轻薄，……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扇动取毙。"（《颜氏家训·文章》)这是对建安诸子最为苛酷的评价，但在当时似乎并不显得过于极端。

李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

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意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全唐文》卷五二七)

案：此处"骨气"非"风骨"。解说见后。?

韩愈《送孟东野序》："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时，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词*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秦汉以前，其气浑然，殆乎司马迁、相如、董生、扬雄、刘向之徒，尤所谓杰然者也。至后汉曹魏，气象萎，司马氏以来，规模荡尽。"(《全唐文》卷七四四)

虽然有些批评未免苛刻，也不尽合乎事实。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建安文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从建安到中唐)并没有受到广泛的认同，而且经常被主流批评家当作浮文靡词的典型加以批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风骨含义的反面。?

有些学者也许会举出钟嵘《诗品》来证明"建安风骨"的说法古已有之。不错，《诗品》是给予建安文学以较高的评价：?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

"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建安风力尽矣。"?

"(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但《诗品》对建安文学的态度究竟如何，尚可作细致分析。我以为有三点应该注意：

第一，钟嵘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不能被过高估计，钟嵘也不认为建安文学具有"刚健"或"壮美"的风格。从《诗品》品第看，魏一代诗人处上品者三人：曹植、刘桢、王粲；处中品者三人：曹丕、何晏、应璩；处下品者七人：曹操、曹睿又、曹彪、徐干、阮王、应日易、缪袭。"七子"中孔融、陈琳不入品第。似乎在钟嵘看来，建安诸子的地位并不特殊。尤可注意的是，经常被视作雄浑风格代表的曹操在《诗品》中位列下品，而"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的王粲反列上品。

第二，"建安风力"不等于"建安风骨"。曹旭《诗品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注云："建安风力：亦称'建安风骨'。指建安时代特有的诗歌精神，即诗歌内容丰富充实、基调慷慨悲凉、语言俊爽刚健相统一的时代风格。"（19）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以下简称《校释》)注云："风力即风骨。"（20）我以为二者不能等同。刘勰《风骨》篇"风力"一词凡两见：一是评司马相如《大人赋》"乃其风力遒也"；二是篇末赞中"蔚彼风力，严此骨鲠。""风力"偏重于"风"，也就是情感方面，将"风力"等同于"风骨"并没有根据。钟嵘是将"风力"作为"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对立面，玄言诗之所以没有"风力"，是因为这些诗"皆平典似道德论"，缺少情感内容，如"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风力"在这里意义甚明，即"由诗歌的抒情内容所产生的感染力"（21），它是构成钟嵘"滋味说"的要素之一，而与刘勰"风骨"之意不能吻合。

第三，"骨气"亦非"风骨"。曹旭《集注》云："骨气为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用语。……后用为画论、诗论之术语，与风力、风骨义同。"〖ZW(DY〗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2页。〖ZW)〗吕德申《校释》云："骨气：即风骨。"（22）我以为将"骨气"等同于"风骨，则难与"奇高"二字对应。"骨气"一词在中古书画论中更常见。梁武帝《书评》："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说郛》卷第八十七)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古之画或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审"骨气"之意，应指作者才性、器识熔铸于作品中而产生的内在风神。钟嵘言曹植"骨气奇高"，应是着眼于曹植独特的个性、卓越的天才在诗文中的体现，与刘勰"风骨"之意迥异，也与"风力"一词不同。

钟嵘以"风力"、"骨气""辞采"称许建安，而不用风骨一词，只能说明钟嵘与刘勰对风骨以及建安文学的理解上没有根本差异。?

四

真正的改变始于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名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陈伯玉文集》卷一)

自陈子昂以后，建安文学才开始真正与"风骨"相联系，建安乃至魏晋文学才得享大名，成为作家模拟的典范。?

如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案：恒仁《月山诗话》云："太白诗：'从自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太白五言，未必突过建安，此特一时夸诩之言耳。……太白又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此语得之。"

范温："建安诗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至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潜溪诗眼·诗宗建安》)

严羽：

"夫学诗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

"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

"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沧浪诗话·诗评》)

元好问：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论诗三十首》其一)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朔建安中。"(《论诗三十首》其二)

陈子昂的评论对建安文学意义甚大，那么他的评论究竟与前代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我认为他是在一种新的批评构架下，来改变旧的批评术语(主要是"风骨"和"兴寄")的含义，从而提升了建安文学的价值，进而为唐以后文人寻找了新的文学典范。?

首先，陈子昂通过调整批评的参照系，来改变"风骨"的意味。在刘勰那里，批评的价值标准预设是《诗经》，在钟嵘则是《国风》、《楚辞》和《小雅》，对于他们来说，建安还属于近代甚至当代，他们在批评中的"取法"只能是《诗经》、《楚辞》这样被公认的经典。在古老经典的法则规范下，建安文学不仅难以成为新的典范，反而显出了它的流弊。那么"风骨"这个明显具有典范意味的批评范畴，就难以与非典范的建安文学相联系。而陈子昂的这篇小序只是针对晋宋文学的"彩丽竞繁"而发议论，这样，在较低的价值参照系下，汉魏文学的价值就有了被提升的可能性，而"风骨"一词也就随之降下了"神坛"，成为大约与"气象"含义相近的范畴(后来严羽提"建安风骨"，正是着眼于气象)。陈子昂所高扬的是汉魏诗歌个性中必有时代感觉、华采中又含浑茫古风的文学风貌，既适应了初唐用诗教来反浮靡的时代趋势，又满足了文人喜爱个性鲜明、情致婉转的汉魏风格的审美趣味，所以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风骨"一词才渐渐与诗教相脱离。（23）?

其次，陈子昂视汉魏为一体，改变以往将魏、晋等量齐观的批评传统。曹魏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在刘勰看来，建安开了新风，士子们安身立命处与古迥异，从而结束了经学时代，这是为刘勰所不满的。而在四百年后的陈子昂看来，建安却是继承了古义。建安诸子所言之志虽于古人有异，其文章因失去经学背景支持而产生的逻辑力量，但毕竟"音情顿挫"，"有金石声"，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与晋宋以来的浮文弱质有天壤之别。因而，陈子昂所言风骨已经扬弃了"骨鲠"(逻辑力量)的方面，而是强调情感的真实性以及它的表达力度，基本与钟嵘所言"风力"相当。

最后，陈子昂将"兴寄"与"风骨"并提，风骨的意味随兴寄含义变迁而相应地有所变化。在刘勰那里"比兴"与"风骨"都有宗经意味。刘勰《比兴》篇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兴"古义随时代变迁而日渐沦亡，"炎汉虽盛，而词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而汉魏文人则"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与此相应的风骨内涵自然应与比兴相称。但陈子昂的"兴寄"概念源于经钟嵘革新后的比兴新义："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序》)将兴视作"一切好诗都应具备的效果和境界，而比和赋乃是达成此一境界和效果的手段。"（24）陈子昂更是删繁就简，把比兴寄托合为兴寄一词，对"赋"就弃而不论了(齐梁末流的形似之语全是赋体，正该批判)。如果说钟嵘解"兴"为诗必有言外之意的效果和境界，陈子昂则是强调这种效果和境界必须具有深沉的特征，"风骨"是对形成深沉的言外之意的主体条件的要求。陈良运教授曾结合陈子昂的创作实际将"风骨"的具体内涵总结为四个方面：俯仰宇宙的哲理思索；出入历史的人生慨叹；直面现实的批判意识；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25）这些主体素质构成了文章之"神"(风骨)。原来，陈子昂的"文章道弊"只是说文章成了徒具躯壳的文字，而失去了内在风神。提倡汉魏风骨，就是提倡诗人把主体内在风神(气质、个性、思想、才华与人生体验的混合物)注入到作品中，使之具有强大的生命感发力量。

质言之，陈子昂所谓"风骨"是针对齐梁形似之语，强调作品中应有主体内在风神以及由之产生的生命感发力量，由此扬弃了刘勰的诗教内容，陈氏的"风骨"意味大致与"气象"相当，（26）经过改造后的"风骨"内涵实际上与人物品藻中的"风骨"本意更为接近。?

五

我以为建安文学的特质是才性的自由发挥和情感的浓烈表现，这在当时由于冲破了两汉以来逐渐建立并巩固的儒家人格框架而表现出一种"刚健"的革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文学风格具有刚健的质素。事实上正如很多古代批评家所指出，建安文学或多或少具有因离经叛道而表现出某种颓废品质。建安文学在以后的逐渐被接受，被冠以风骨之名，甚至取代诗经作为一种文学典范，说明文学批评彻底摆脱道德的束缚，具有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风骨"一词的意义变迁，正是建安文学由抑到扬的接受历程的产物，又是这种接受历程产生变化的标志。正是由于文学接受与范畴变迁的相互缠绕，使得这一问题变得相当复杂。当代学者在"建安风骨"的理解上自然可以不拘于古人的文学批评而自取新意。但假如我们根据建安文学来推求刘勰"风骨"之意，或是通过"风骨"的意义来理解建安文学，只会导致理论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混乱，以致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学界通常的做法是将元范畴与它的衍生范畴进行历史的演绎，希望以此把握它的根本特征。但一个难题是，范畴意义的变迁有时并不按照范畴自身的演进逻辑进行。对于具有创造精神的批评家(如陈子昂)来说，坚持范畴的原意是困难也是不必要的。当他们在使用原有范畴，或从其它领域借用范畴，或是创造新范畴时，他们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批评意图来调整范畴内涵。这样，我们根据范畴自身的演进方式来理解范畴的意义就变得相当危险。所以，我认为对范畴内涵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批评家自身，他的思想背景、批评意图、以及他所面临的"当代"文学史的真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意逆志"法永远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决定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仍然是文学史的深度研究。

《与吴质书·曹丕》全文赏析

一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

译文

五月十八日，曹丕向您述说如下的话语：季重您身体还好吧？我与您虽路途相距不远，却因职责的限制而不能常常见面，想与您畅述离别情怀的念头，使我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了。足下任官的地方偏僻，所以我们往来的书信也少，这更增加了我的惆怅。

每次一想到昔日在南皮的游乐，那真令人难忘啊！既对《六经》各抒己见，又对诸子百家畅所欲言。偶尔也弹琴对弈，接着是六博争胜。高雅的谈论令人心情欢娱，悲壮的琴声动听悦耳。在北场纵马驰骋，于南馆聚众宴饮。将甘甜的瓜果浮在清泉上，把鲜美的朱李浸在寒水中。夕阳西下，明月初升，一同乘车马巡游于后园。车轮缓缓滚动，跟随者寂然无声。夜里清风徐来，悲凉的胡笳低声吹起。欢乐过去，悲哀袭来，令人怆然伤怀。记得当时我对你们说：这欢乐是难以经常有的啊！足下和众人全都赞同此说。如今果然分别，各在一方。况且阮瑀已永远离去，化为鬼类，每想到此，不知何时可以再叙衷肠？

眼下正是五月天气，东南风吹拂大地，万物复苏，天气暖和，果树枝繁叶茂。我在此时驾着车往北到河曲巡游，虽有侍从吹着胡笳开路，太子文学的车驾跟随其后，节气与当年南皮之游完全相同而时间却已不同，景物依旧而人却不同。我心中的忧思真是难以描述，陷入了对旧友的深深思念中。这次因公事派遣使者到邺城去，特地让他绕道经过您那里，给您捎来这封信。再见了，请多保重！曹丕拜启。

二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

译文

二月三日，曹丕陈说。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分别又将四年。三年不见，《东山》诗里的士兵尚且感叹离别时间太长，何况我们分别都已经超过三年，思念之情怎么能够忍受呢？虽然书信来往，不足以解除郁结在心头的深切怀念之情。

前一年流行疾疫，亲戚朋友多数遭受不幸，徐干、陈琳、应、刘桢，很快相继都去世了，我内心的悲痛怎么能用言语表达啊？过去在一起交往相处，外出时车子连着车子，休息时座位相连，何曾片刻互相分离？每当我们互相传杯饮酒的时候，弦乐管乐一齐伴奏，酒喝得痛快，满面红光，仰头吟诵自己刚作出的诗。每当沉醉在欢乐的时候，恍惚间却未觉得这是难得的欢乐。我以为百年长寿是每人应有一份，长久地相互在一起，怎想到几年之间，这些好朋友差不多都光了，说到这里非常痛心。近来编定他们的遗著，合起来成为一本集子，看他们的姓名，已经是在阴间者的名册。追想过去交往相好的日子，一切还历历在目，而这些好友，都已去化为粪土，怎么忍心再说啊？

纵观古今文人，大多都不拘小节，很少能在名誉和节操上立身的。但只有徐干既有文才，又有好的品德，宁静淡泊，少嗜欲，有不贪图权位隐退之心，可以说是文雅而又朴实的君子。他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自成一家的论著，文辞典雅，足以流传后世，他的精神、成就将永存。应文采出众常有著述之意，他的才能学识足以著书，但他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实在应该痛惜。近来遍阅他们的文章，看后不禁拭泪，既痛念逝去的好友，而且又想到自己生命短促。陈琳的章表文笔很雄健有力，但稍微有些冗长。刘桢的文风洒脱奔放，只是还不够有力罢了，他的五言诗很完美，在同代人中最妙。阮瑀的书札文词美丽，使人感到十分快乐。王粲只擅长辞赋，可惜风格纤弱，不能够振作起文章气势，至于他擅长的，古代没有人能超过很远。过去伯牙在钟期后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痛惜知音难遇，孔子听说子路被卫人，剁成肉酱，命人将家里的肉酱倒掉，悲伤弟子当中没有能比得上子路的。这些人只是有些还不及古人，也算一代优秀人才，现在活着的人，已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了。将来定有优秀人才出现，后来之人难于轻视，但是恐怕我与您不能赶上见到了。

年龄已经增大，心中所想的千头万绪，时常有所思虑，以至整夜不眠，志向和意趣什么时候能再像过去那样高远呢？已经变成老翁，只不过没有白头发罢了。东汉光武帝说：“三十多岁，在军队中十年，所经历的事不止一件。”我的才能赶不上他，但是年龄和他一样大了，凭低下的才能却处于很高的地位，德才不足，只是凭借父亲曹操之力而有高位，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恐怕永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游玩了。年轻人的确应当努力，年龄一旦过去，时光怎么能留得住，古人想夜里拿着蜡烛游玩，确实很有道理啊。

近来我凭什么来自娱？我还能有什么建树？我只能向东遥望你的处所，写信来表达我的观点。曹丕拜启。

作者介绍

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187年—226年），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220年—226年在位。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魏武帝曹操与卞夫人的长子。去世后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为“文皇帝”，史称“魏文帝”。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三曹”。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八岁，即能为文。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延康元年（220年），魏武帝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继位为魏王、丞相、冀州牧。他对外平定酒泉、张掖的叛乱，从刘备集团手里收复上庸三郡；对内积极调节曹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果断采纳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成功缓和了曹氏与士族的关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为称帝奠定了基础。当年十月，立刻逼迫汉献帝禅位，登基为大魏皇帝。定国号为大魏，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定都于此。曹丕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下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限制了宦官的权力；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提倡节俭、薄葬，预作《终制》。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

曹丕的一些措施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才能，然而在军事才华上他远不能和父亲曹操相比，三次率大军南下伐吴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但他的文学有相当高的成就。其《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他的五言和乐府清绮动人；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开风气之先。

总体来说，在位六年，统治期间，曹魏国力进一步增加，版图得以扩大，多次击败羌胡、鲜卑等族的进犯。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回到洛阳后一病不起，临终前托付曹叡于陈群、曹真、司马懿等人，终年四十岁，按其生前的文告，不树不坟，葬于首阳陵。明人张溥辑有《魏文帝集》。

赏析：融思念于字里行间，化感情入清绮骈句

三国是战乱不已的分裂年代，然而在我国文学史上却是灿烂多彩的时期。当曹操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曹操父子爱好文学，且皆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在他们的提倡下，文人地位得到重视，一大批文人聚集在他们身边，文学创作有了新的突破。由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经历，他们的创作往往带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和文人们的思想情操。“三曹七子”中的曹丕，便是建安文学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曹丕据《三国志·文帝纪》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同传注引《魏书》亦载：“帝初在东宫，疫病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唯一棺之上，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由此可以看出，曹丕是将“著篇籍”看成除了建功立业之后第二等重要的事业。是以他的《典论·论文》中强调“诗赋欲朋”“文以气为宝”，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之先例，堪称不朽之作。

曹丕主要生活在赤壁之战后北方相对安宁的环境里，少时喜习武艺。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少军旅之劳，又过着贵族养尊处优的生活。政治和军事上均无突出的建树。但他深受父亲曹操的影响，加之他天赋很高，饱读经书，尤爱乐府民歌，从而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在诗歌、辞赋和文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故陈寿评曹丕便着眼于此，说他“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亦赞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本篇《与吴质书》选自《昭明文选》，便是最能体现曹丕“清绮”风格的优秀骈体短文。

这篇书信《三国志·文帝纪》《三国志·吴质传》上均不载，只见诸裴注引《魏略》中。《昭明文选》在选载此文时题目作《与朝歌令吴质书》，署名“魏文帝”，曹道衡先生主编《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时，也作《与朝歌令吴质书》。但据《三国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所记：“及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谴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秦汉制度：万户以下的县级行政长官称长，以上称令。吴质初在朝歌时管理不足万户，故曰长，在曹丕写此书信给他时，已升迁为元城令。《文选》的编选者未能详审，主观地将吴质官职由“朝歌长”定为“朝歌令”，既与当时制度不符，又与吴质经历不合。再者，曹丕写此信时仅是太子，而《文选》作“魏文帝”，此乃是以曹丕后来的帝号称之，亦与事实不符。唐李善注该书信时引《典略》道：“（吴）质为朝歌长，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引文与《魏略》所记大同小异，不知孰为原始史料。只有一点不能否认，曹丕当时的身份还是太子。

该书信写于何时？各类史料皆未说明。《文选》所载此文的首句有“五月十八日”句，此为《魏略》所无。按《三国志》作注者裴松之（372年—451年）为南朝刘宋人，《文选》编选者萧统（501年—531年）为南朝萧梁人。裴松之所引《魏略》是三国时魏国鱼豢所撰，当有一定的权威性。萧统选文时也不会无端杜撰出他没有看到的文字，故而只有一个可能，即该书信日期被裴松之疏漏或省略了。

问题在起首句“五月十八日”究竟是何年？曹道衡先生说“此信大约写于建安十七年（212年）至二十二年（217年）之间。”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根据《魏略》有“其后大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和《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215年）……二月，公西征张鲁”等史料记载，推断出该书信日期是：建安二十年（215年）的五月十八日。此说为是。除此而外，曹丕的书信中也间接地透露出吴质当时已经是元城令的信息。信中末尾写道：“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按，曹丕写此信时人在孟津，邺城在孟津东北约二百三十公里，其正常路线应是使者往东北约一百五十公里到朝歌，然后再往北约八十多公里到邺城。如果吴质还在朝歌为朝歌令，则曹丕就不会说是“枉道相过”，而应该说顺道过朝歌。元城在朝歌东北约一百二十公里，其西北约八十公里才是邺城。邺城、元城、朝歌，在地理位置上略呈等腰三角形。故曹丕的使者是从朝歌先到元城，再绕行到邺城，那么“枉道相过”这句话就合乎常理了，也证明吴质确在元城为令。

这篇内容率真、文笔清绮的书信，产生在建安时期，有其历史的必然。首先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对长期束缚思想的儒学名教进行反思，文化专制遭到削弱。于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使内容枯燥、堆砌辞藻的形式主义，走向抒 *** 怀、描绘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不少作品虽然题目是用乐府旧曲，却注入了鲜活的现实内容，增强了文学的生命力。其次是文人的地位有所提高。鲁迅先生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强调当时文学特点“就是尚通脱。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什么样的风气呢？就是“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鲁迅认为：“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种评语应该是简明中肯，如此而来的结果，就是文人受到重视，因而产生了许多文学大家。

在此之前的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扬雄虽能写出巍巍大赋，然而他们的地位并不高。《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期“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虽然因家庭有钱而为郎，但是景帝不喜爱辞赋，司马相如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到了汉武帝时，境况略有好转，也仅被任命为郎。扬雄更糟，《汉书·扬雄传》载其《解嘲》自述道：“司马长卿窃警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是以“家素贫”。说明在皇帝眼中，那些有文学才能的人，其实就是供皇帝闲暇时解闷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对此看得很清楚：“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种现象至三国时代大为改观，这与某些统治者提倡有关，这是两汉独尊儒术的霸权局面被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被削弱的结果。

曹氏父子酷爱文学。《三国志·文帝纪》注引《典论》魏文帝《自叙》中说：“上（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曹氏父子不仅自己进行文学创作，还经常与聚集在身边的一批文人唱和诗文，互相探讨和交流文章创作经验。这批文人在朝中生活相对安定，便有了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形成了良好的文学风气。在曹操等人主持下，甚至出现了西园的文人集会活动。王粲《公》诗：“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攘。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里。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诗中所谓“君子堂”，就是指曹操召集的聚会。王粲不仅与曹操“并坐荫华攘”，甚至还“合坐同所乐”。显然此时完全不存在等级的划分而均为文学好友的同乐。

曹氏兄弟也常在邺城魏宫的西园会聚，饮酒赋诗，组织文人集会活动。《文选》中曹植、王粲、刘桢的《公》诗，应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曹植《公》诗中有“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飘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应《公》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这两首诗反映的都是曹丕做主人的西园文人聚会，其间的常客有曹植、王粲、刘祯、吴质等。钟嵘在《诗品》中描绘当时的情形：“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杉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这批文人在曹氏父子兄弟眼中不再是戏弄之臣，而是引为文学知己和平等相处的文学之友，吴质便是其中之一。

吴质（177年—230年），据《三国志·吴质传》载：“济阴（郡治今山东定陶西北）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裴松之注引《魏略》又记：“（吴）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曹丕）及诸侯所礼爱。”上述史料仅寥寥数语，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吴质才学出众，故能受到文学修养很高的曹王亲善；二是“封列侯”，这是当时异姓所能得到的最高一级爵位，说明其人在曹魏集团内部受到特殊的礼遇。像吴质辈的文学之士，当时并不鲜见，陈琳、徐干、应等，均是曹氏父子的文学挚友。但他何以受到曹丕的格外青睐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吴质在助曹丕争夺太子位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初，魏王太子未立，曹操爱曹植才华出众，文思敏捷。曹植又有丁仪、丁庚、杨修等为之羽翼，使曹操几次都要下决心立曹植为太子。但曹植本人性格洒脱，有浓厚的士人习性，“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武故事》载令曰：“‘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

再看曹王为争得太子位可说是处心积虑。曹植任性，他就“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王与身边号称“四友”的陈群、吴质、司马懿、朱铄关系甚密，每有大事便与之商量，其中吴质出力不小。《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世语》曰：杨修“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麓，内朝歌长吴质与谋。”

《三国志·吴质传》注引《世语》也记：“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欲，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最后曹丕在众人帮助下，最终夺得了太子位。

曹丕称帝后，更是大加提拔吴质。《三国志·吴质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又注引《质别传》:“帝（曹王）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这种能仰面谛视皇后的礼遇，并不是所有亲信、宠臣都能享受的。裴松之注引《典略》记载：曹丕还是太子时，一次宴请诸位文学好友“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祯，减输作。”曹丕称帝后，亲令吴质仰视皇后，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上述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解读该书信内容。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全文。

第一段起首沿用时人书信套语，很快地将作者的感情带出来，其中心自然是“思念”。这种思念朋友的感情不是一点点，也不是虚伪地表白，而是不可遏制的真情实感。建安二十年（215年），曹丕还是五官中郎将，正需要知己朋友帮助竞争太子位。当时吴质升任元城令，元城在邺城东八十余公里，路途虽不远，但因有为官的职责和限制，所以不能经常见面，这便增加了曹丕对他的思念。这思念既有对朋友相见的渴望，又含有希求得到帮助的迫切心情，于是自然而然带出“愿言之怀，良不可任”的真挚话语。其“愿言之怀”用典妥帖。《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中有：“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诗意是说父母挂念行舟的孩子，曹丕此句自别有深意。元城虽近，但治所偏僻，书信来往又少，作者思念吴质的心情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第二段为全篇精华所在。从内容上看，由回忆往昔与友人一同研习六经、诸子百家著作的场景以及在南皮畅游时的欢娱，然后转入对友人早逝的怀念，发生“斯乐难常”的感叹。该段在形式上，骈散间杂，采用抒情式的语句，诵读起来朗朗上口，将思念的情怀，具体地化入对仗工稳的骈句之中，令读者也为之动情。从情绪上看，是为实写，先乐而后悲。弹棋，六博自然欢乐；甘瓜、朱李自然甜美，从白日至夜晚的畅谈，无不充溢着愉悦的气氛。笔锋陡地一转，听到“悲笳微吟”，忽然感到“斯乐难常”，联想到昔日同游的建安文士或各在一方，或“化为异物”，不禁悲从中来。值得提出的是，信中“悲笳”“哀筝”中之“悲”“哀”二字含义，与今之“悲哀”意稍异。悲有慷慨之意，哀为雄壮之声，汉晋人谓妙音为哀。是以“哀筝顺耳”，闻“悲笳”则“怆然伤怀”。三国士人重视生命，崇尚真实，但时常悲叹人生短促。聚散生这一股悲凉之雾，始终笼罩着士人的心灵。南皮畅游自然是乐事，然而有聚自然有散，人常谓“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更何况聚会往往短暂而难得，离散才是长久而容易的呢！由聚散再联想到人生之短暂、生命之易逝，往昔的好友转瞬间“化为异物”，生两隔，当然要令人悲从中来，伤怀不已了。这类先叙聚会、畅娱之欢乐，突然转入对人生无常的莫名悲伤，在汉晋之际的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东汉《古诗十九首》中“今日良宴会”一首起句，为“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中间忽然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腾尘”的悲伤。再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第一段，因群贤集宴，揽崇山峻岭之美，俯仰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第二段忽然言悲：“不知老之将至”,“固知一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当然，悲叹人生易逝的目的不是让人徒为伤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而是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曹丕此时的悲，是来自于对友人深深的思念，从而更加珍惜对活着的人的友情。

第三段突出了一个“情”字。初夏的五月天，沁人心脾的暖风徐徐吹来，万物随风摇曳，佳果齐集。在气候宜人、天气朗晴的时光中，车驾又载着作者和他的文学侍从开始畅游四方。同样是游娱，可物是人非，睹物生情，怎不叫人怀念昔日的朋友呢？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对逝者是追念之情，对生者是思念之情，情景交融，作者感到无论用什么语言也难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只好用“自爱”来向友人道声珍重罢了。

书信的全文在欢娱与惆怅交织中结束，表达了对友人深厚诚挚的情谊，也深深地怀念已经“化为异物”的故友。全文描写了两个游历场所，抒发了节同时异、物是人非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在现境与往境的对比中产生出来的。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多少冲淡了现实环境中离别的凄凉与惆怅。当时文人大多生活在贵族周围，因而作品难免为追求典故、对仗，大量采用华美的辞藻，甚至借绮丽、纤巧的形式掩盖内容的空虚，使散文出现骈体化的倾向，但是曹丕的这篇书信，不仅文辞优美、情感真切，而且内容充实、结构谨严、行文简练、一气呵成。融思念于字里行间，化感情入清绮骈句。辞藻优美而不华丽，用典信手拈来，而非着意堆砌。是一篇最能体现魏晋典雅风格的优秀骈体小品，同时也是最能代表曹丕洋洋清绮风格和充满人情味的范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