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之木与谣言无关吗-诽谤之木敢谏之鼓

1.《吕氏春秋》卷24不苟论3自知诗解自知主存任士直言

2.公平第十六的作品原文

3.县衙门口的鼓叫什么?什么时候有的

4.古代的“击鼓鸣冤”有何说头

《吕氏春秋》卷24不苟论3自知诗解自知主存任士直言

《吕氏春秋》卷2 4 不苟论 3 自知 诗解自知主存任士直言

题文诗：

欲知平直 , 则必准绳 ; 欲知方圆 , 则必规矩 ;

主欲自知 , 则必直士 . 至明 天子 , 故立辅弼 ,

设 以 师保 , 所以举过 . 夫人 情 故 , 不能自知 ,

人主犹其 . 存亡安危 , 勿求於外 , 务在自知 .

尧 圣之 有 , 欲谏之鼓 ; 舜 王之 有 , 诽谤之木 ;

商 汤 之 有 , 司过之士 ; 武王 之 有 , 戒慎之鼗 ,

然其 犹恐 , 不能自知 . 今 主 贤非 , 尧舜汤武 ,

有掩蔽道 , 奚繇自知 . 吴王智伯 , 不自知亡 ;

惠公赵括 , 不自知虏 , 败莫大於 , 人 不自知 .

范氏之亡 , 有得锺者 , 欲负 太 大 , 以椎毁 钟,

况然有音 , 恐人闻夺 , 遽掩其耳 . 恶人闻可 ,

恶己闻悖 . 恶闻其过 , 人主犹此 . 文侯燕饮 ,

令 卿 论己 . 言智 言仁, 至任座曰 : 君不肖君 ,

得中山不 , 封君之弟 , 封君之子 , 是知不肖 .

文侯不 悦, 知於颜色 . 任 座 趋出 . 次翟黄曰 :

君贤君也 , 臣闻主 贤 , 其臣言直 , 任座言直 ,

是知君贤 . 文侯喜曰 : 可 使 返 欤 ? 翟黄对曰 :

奚为不可 ? 忠臣毕忠 , 不敢远 . 翟黄往视 ,

任座於门 , 以君令召 . 侯下阶迎 , 终为上客 .

侯 微 翟黄 , 几失忠臣 . 上顺主心 , 翟黄显贤 .

自知原文繁体

三曰：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

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败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锺者。欲负而走，则锺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锺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

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说，知於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座殆尚在於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於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原文简体?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①；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②，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独甚。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③，舜有诽谤之木④，汤有司直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⑤，犹恐不能自知。

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⑥，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⑦，宋、中山不自知而灭⑧，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⑨，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⑩，败莫大于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

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说，知于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座殆尚在于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于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注释①准绳：水准和墨线，测量、确定水平和直线的工具。②师保：负责教养、辅导帝王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③欲谏之鼓：供想进谏的人敲击的鼓。④诽谤之木：供书写批评意见所立的木柱。诽谤：批评指责。⑤戒慎之鞀（táo）：供想劝戒君主使之谨慎的人摇的鼓。⑥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楚成王不听令尹子上的劝谏，立商臣为太子，后又欲废黜商臣，结果被商臣率兵包围，逼其自杀。齐庄公与其臣崔杼妻私通，后为崔杼所杀。⑦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吴王夫差伐越后头脑膨胀，伍子胥多次劝谏不听，终为越所灭。智伯瑶刚愎自用，与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后赵与韩、魏暗中联合，灭了智伯。⑧宋、中山不自知而灭：宋康王狂乱暴虐，为齐所灭，中山国君荒*无道，为魏文侯所灭。⑨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晋惠公背信弃义，在韩之战中被秦俘虏。赵括，战国赵人，名将赵奢之子，性高傲，尚空谈，赵孝成王时代廉颇为将，与秦战于长平，全军覆没。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战败被杀，与这里被俘的记述不同。⑩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钻荼、庞涓都是魏惠王将。太子申，魏惠王太子。据《史记·魏世家》，魏惠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魏伐赵，齐救赵击魏，太子申等与齐战于马陵，大败，太子申被俘，庞涓被杀。椎（chuí）：木槌。况然：形容钟声很响。或言君之智也：此处疑有脱文。《太平御览》六二二引作“或言君仁，或言君义，或言君智”。任座：魏文侯臣。知：表现，显露。远：离开。微：如果没有。

译文

?要知道平直，一定要依靠水准墨线;要知道方圆，一定要依靠圆规矩尺；君主要想了解自己的过失，一定要依靠正直之士。所以天子设立辅弼，设置师保，这是用来举发天子过错的。人本来就不能了解自己的过失，天子尤为严重。国存身安不用到外部寻求，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过失。尧有供想进谏的人敲击的鼓，舜有供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汤有主管纠正过失的官吏，武王有供告诫君主的人所甩的摇鼓。即使选样，他们仍担心不能了解自己的过失。

?而当今的君主，贤能并比不上尧、舜、汤、武，却采取掩蔽视听的做法，这还靠什么了解自己的过失?楚成王、齐庄公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被杀，吴王、智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灭亡，宋、中山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绝国，晋惠公、赵括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被俘，钻荼、庞涓、太子申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兵败身。所以没有比不了解自己的过失更坏事的了。范氏出亡的时候，有个百姓得到了他的一口钟。这个人想背着钟快点跑开，可是钟太大，没法背，于是就想把钟打碎弄走。拿木槌一敲，钟轰然作响。他怕别人听见钟声来同自己争夺，就急忙把耳朵捂了起来。不愿别人听到钟声是可以的，不愿自己听到就是糊涂了。做君主却不愿听到自己的过失，不正像这种情况一样吗?不愿别人听到自己的过失倒还可以。

?魏文侯宴饮，让大夫们评论自己。有的人说君主很仁义，有的人说君主很英明。轮到任座，任座说：“您是个不肖的君主。得到中山国，不把它封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给您的儿子，因此知道您不肖。”文侯听了很不高兴，脸色上表现了出来。任座快步走了出去。按次序轮到翟黄，翟黄说：“您是个贤君。我听说君主贤明的，他的臣子言语就直率。现在任座的言语直率，因此我知道您贤明。”文侯很高兴，说：“还能让他回来吗?”翟黄回答说：“怎么不能？我听说忠臣竭尽自己的忠心，即使因此获得罪也不敢躲避。任座恐怕还在门口。”翟黄出去一看，任座当真还在门口。翟黄就以君主的命令叫他进去。任座进来了，文侯走下台阶来迎接他，此后终生都把任座待为上宾。文侯如果没有翟黄，就差点儿失掉了忠臣。对上能够顺应君主的心意来尊显贤者，大概正是说的翟黄吧！

公平第十六的作品原文

段落一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

段落二

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段落三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①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②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段落四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①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何尝不想见此人，废书钦叹！又汉、魏已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故陈寿②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玄龄对曰：“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段落五

长乐公主①，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徵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徵宅以赐之。

段落六

刑部尚书张亮坐谋反下狱，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惟殿中少监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杀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阙，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段落七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

段落八

贞观十一年，时屡有阉宦①充外使，妄有奏，事发，太宗怒。魏徵进曰：“阉竖虽微，狎近②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闻此语？自今已后，充使宜停。”魏徵因上疏曰：

臣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进矣；恶恶著，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粃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众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则蒿兰同嗅③，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识玉石之分，又辨蒿兰之臭，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为墟④，史鱼所以遗恨⑤也。

段落九

陛下聪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爱，引纳多途，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虽有独见之明，犹恐理或未尽。何则？君子扬人之善，小人讦人之恶，闻恶必信，则小人之道长矣，闻善或疑，则君子之道消矣。为国家者，急于进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则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乱亡不恤，将何以治乎？且世俗常人，心无远虑，情在告讦，好言朋党。夫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今则清浊共流，善恶无别，以告讦为诚直，以同德为朋党。以之为朋党，则谓事无可信；以之为诚直，则谓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结于下，臣忠所以不达于上。大臣不能辩正，小臣莫之敢论，远近承风，混然成俗①，非国家之福，非为治之道。适足以长奸邪，乱视听，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远虑，深绝其源，则后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败者，由乎君有远虑，虽失之于始，必得之于终故也。若时逢少隳②，往而不返，虽欲悔之，必无所及。既不可以传诸后嗣，复何以垂法将来？且夫进善黜恶，施于人者也；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鉴貌在乎止水，鉴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鉴于己之行事，则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恶自得于心，无劳司过之史，不假刍荛③之议。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弥远。为人君者不可务乎？

段落十

臣闻道德之厚，莫尚于轩、唐，仁义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继轩、唐之风，将追舜、禹之迹，必镇之以道德，弘之以仁义，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不择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无远度，必失大体。惟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故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则其政不严而理，其教不肃而成矣。然则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由此言之，刑罚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潜夫论》曰：“人君之治奠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①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无不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惰。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②，而后任咎繇以五刑③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④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酽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

段落十一

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告，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闻奏。本欲察其情状，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节，或重其罪，使人攻击惟恨不深。事无量条，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顷年犯者惧上闻，得付法司，以为多幸。告讦无已，穷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罚而起众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①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讼息，不可得也。

段落十二

故《体论》云：“夫*泆盗窃，百姓之所恶也，我从而刑罚之，虽过乎当，百姓不以我为暴者，公也。怨旷饥寒，亦百姓之所恶也，遁而陷之法，我从而宽宥之，百姓不以我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轻，百姓之所怜也。是故赏轻而劝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犹惧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务也。后之理狱者则不然；未讯罪人，则先为之意，及其讯之，则驱而致之意，谓之能；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谓之忠。其当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则名利随而与之，驱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难矣。

段落十三

凡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疑则与众共之。疑则从轻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复加之以三讯，众所善，然后断之。是以为法，参之人情。故《传》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者也，立爱憎者也，右亲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尽忠立节，难矣。

段落十四

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故律正其举劾之法，参伍①其辞，所以求实也，非所以饰实也，但当参伍明听之耳，不使狱吏锻炼饰理成辞于手。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执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沣水之深十仞，金铁在焉，则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鱼鳖莫之归也。”故为上者以苛为察，以功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讦多为功，譬犹广革，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夫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轻重，恩之厚薄，见思与见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其宽平，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②，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者也，不亦惑哉？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万乘之主，当可封之日，而任心弃法，取怨于人乎！

段落十五

又时有小事，不欲人闻，则暴作威怒，以弭谤议。若所为是也，闻于外其何伤？若所以非也，虽掩之何益？故谚曰：“欲人不知，莫若不为；欲人不闻，莫若勿言。”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闻，此犹捕雀而掩目，盗钟而掩耳者，只以取诮，将何益乎？臣又闻之，无常乱之国，无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恶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汤以之理，桀、纣以之乱；文、武以之安，幽、厉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责下。故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为之无已，深乖恻隐之情，实启奸邪之路。温舒恨于曩日①，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闻也。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史，武有戒慎之铭。此则听之于无形，求之于未有，虚心以待下，庶下情之达上，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诤，亲忠臣，厚谏士，斥谗慝，远佞人者，诚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统运②，纵未能上下无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国，远避灭亡乎？然自古圣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资同心，予违汝弼④者也。

段落十六

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①，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②，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③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邦之兴衰，实由斯道。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数年以来，每奉明旨，深惧群臣莫肯尽言。臣切思之，自比来人或上书，事有得失，惟见述其所短，未有称其所长。又天居自高，龙鳞难犯，在于造次，不敢尽言，时有所陈，不能尽意，更思重竭，其道无因。且所言当理，未必加于宠秩，意或乖忤，将有耻辱随之，莫能尽节，实由于此。虽左右近侍，朝夕阶墀④，事或犯颜，咸怀顾望，况疏远不接，将何以极其忠款哉？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使其尽忠谠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夫以耳目之玩，人犹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段落十七

太宗手诏曰：

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昔在衡门①，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值隋主分崩，万邦涂炭，惵惵②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降苍昊之灵，禀庙堂之略，义旗所指，触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及恭承宝历，寅奉帝图，垂拱无为，氛埃靖息③，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习，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抚大神器，忧深贵重，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至隶皂，推以赤心。庶几明赖，一动以钟石；淳风至德，永传于竹帛。克播鸿名，常为称首。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赐绢三百匹。

县衙门口的鼓叫什么?什么时候有的

衙门口的鼓称作“鸣冤鼓”，谁有冤就去敲鼓，县太爷就会升堂来听你的冤情，然后传唤相关人等，最终来评判谁是谁非，这地方的功能和今天的信访有些相同。鸣冤鼓最早的记载是尧立的进谏鼓，《帝王纪》记载着“尧立敢谏之鼓”，这大约是鸣冤鼓的最早记载。此后的周朝也有鸣冤鼓的记录，《大戴礼.保傅》载：“……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

古代的“击鼓鸣冤”有何说头

自古民间有“击鼓鸣冤”之说，现在称作上访申诉。大致自魏晋时起直到清朝初期，历代有这项让民间冤情直达皇帝的制度，称之为“挝登闻鼓”。挝读“抓”音，意为击打。所击之鼓称作“登闻”。挝登闻鼓就是民间经常说的击鼓鸣冤。

“登闻鼓”一词首见《晋书》。晋怀帝永嘉年，有一名廷尉检举殿中帐吏邵广偷了宫中三张帐幔，折合布三十匹，有司衙门判处邵广斩首弃市。邵广有两个儿子，长子邵宗十三岁，次子邵云十一岁。二子救父心切，于是“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奚官奴，以赎父命”（《晋书·汪叔坚传》）。黄幡即手举黄旗，没奚意为罚作奴隶。朝廷听闻这两名幼子自愿为奴来换取父亲性命，于是以“垂恩之仁”成全了邵氏父子，免去邵广罪。

“登闻鼓”之流变

上古时期就有“击鼓以达上闻”的做法。那时击鼓并非鸣冤之用，是为了纳谏而设。《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帝为谏言之士专门设置了一面鼓，有想要进谏的人即可击鼓。舜帝设立木牌供人书写其过失，称之为诽谤之木。《汉书·贾谊传》又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的说法。魏晋时期，衍生出鸣冤之用，挝登闻鼓由此成制。后世登闻鼓之用，鸣冤大于谏言。

隋唐之前，登闻鼓设置在朝堂之左。《魏书·刑罚志》：“（太武帝）神?中，诏司徒崔浩定律令。……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穷冤意为穷尽各种途径申冤仍得不到公正审理。此处“公车”为官署名，是卫尉下属机构，专门负责宫廷宿卫传达等事。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有冤屈之人击鼓诉于朝堂，遂令东西都设置登闻鼓。另外，唐代宫阙前还有谤木肺石。谤木即“诽谤之木”。肺石，长八九尺，形如垂肺。周秦时期申冤者立于肺石下，向司员诉说冤情。肺主声，喻意以声达其冤，故名“肺石”。

宋代登闻鼓置于宣德门南街之西，由“鼓司”受理其事。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五月，“鼓司”更名为“登闻鼓院”。所有人申冤所呈递状子一律先经登闻鼓院。事情涉及军机密事或者告发京城官僚的，登闻鼓院依例实封，不得拆阅。仁宗朝又设“登闻检院”，合称“鼓检院”。“鼓院”收状子“检院”审状子，随后进呈御前。（参宋孙逢吉《职官分纪·登闻鼓院》）

宋太宗淳化年间，京畿户民牟晖击登闻鼓，诉称家奴把一头公猪弄丢了。鼓司遂将此事奏报太宗，太宗诏令赐给牟晖一千钱，赔偿他所丢猪钱。随后对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朕，如此断决听起来可笑。然而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参《古今事文类聚·失豭击鼓》）

明代朱元璋立国后即设立登闻鼓。“登闻鼓，洪武元年置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移至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明史·刑法志二》）明代专门由一名御史每日监理登闻鼓，凡有击鼓者，御史一律将其呈状奏报。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登闻鼓院设置在西长安门外。有小厅三间，东向，旁有一小楼悬鼓。每天有科道官各一员、锦衣卫官一员轮流值班，司理申冤之事。明代各省按察司负责本省谳狱事，百姓若认为他断案不公，自己确有冤情，可赴巡按监察御史处申冤。巡按监察御史是都察院派往各省的中央机枢职官，品秩或不高，但是权力颇大。若监察御史仍然判案不公，允许冤情者进京赴通政司递状申诉于都察院。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情，或者状告不法等事，通政司负责誊写诉告缘由向上呈报。都察院接到通政司呈状后不予审理，或仍枉问，则允许冤情者挝登闻鼓。

清代登闻鼓院在西长安门外街东。顺、康两朝设满、汉科道各一员值班监理。清初京师有“御状”“通状”“鼓状”之分。御状即拦截御驾喊冤申告。通状指赴通政司申告。鼓状即挝登闻鼓。雍正二年改制，统归于通政司职掌受理申诉之事。再后，申诉者直接赴都察院及提督衙门，外藩人员则赴理藩院，自此再无鼓状、通状之说。

“登闻鼓制”相关律文

司法公正关乎天下社稷，古人为此设置登闻鼓院以让百姓申告冤屈。有登闻鼓院必然有相应的典章制度。古代诉讼是四级三审，四级指县（州）、府、省、刑部及大理寺，三审指县衙一审、府衙二审、省衙三审，三审后案件终结。若事主仍觉冤屈则进京申诉，由刑部及大理寺决定是否复审，登闻鼓院即为此而设。刑民案件的起诉与受理皆由下而上，历代禁止越级诉讼。只有本级衙署不予受理时，方可越诉。

《唐律·斗讼》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此条所称越诉是指本该赴县级衙署申告，而越级去州、府、省衙门一类情形。若职官受理了越诉案件，越诉者与受理者皆笞四十。若本级衙门不受理，越诉者无罪。“应合为受”指衙署官吏依令应当受理，并作出判决。应当受理却拒而不受理的，笞五十。“三条加一等”指不受理案件超过三件，杖责六十。十条罪止，杖责九十。州府一级衙署接到越诉状词，受理官员判付给县衙审理者，不构成此罪。

又规定：“即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诉，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其邀车驾诉，而入部伍内，杖六十。”

“邀车驾”指半路拦截皇帝御驾。百姓拦截车驾及挝登闻鼓递交状词，有司官吏应当即刻受理，不即时受理者加罪一等。拦截车驾申告者若进入了仪仗队伍中，杖责六十。这就是民间所谓的“告御状”，无论是击鼓鸣冤还是拦截御驾，官吏皆须即刻受理，不能让申告者冲进仪仗队伍中。但是倘若击鼓鸣冤与告御状的人虚假告状，则要杖责八十。

《大明律·诉讼·越诉》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

到明朝，击登闻鼓与拦截车驾申诉所述事由，仍分实与不实两种情形。属实者，免罪；不实者，杖一百。是否属实须经有司官吏审核后断决。坊间传闻进京告御状须先承受“滚钉板”之类酷刑等，本人未见此项典章规制。百姓进京告御状击登闻鼓无非三种情况：一是对地方衙门判决不服，二是地方衙门不受理而进京状告于刑部及大理寺，三是无理取闹即所谓“刁状”。诉讼需要成本。公家衙门是司法行政成本，个人须付差旅食宿费用。依常理判断，对地方司法衙门所判不服而进京击鼓鸣冤者居多，所以登闻鼓制主要为不服地方判决而设。《大明律》将“告状不受理”作为罪名入律，并列出地方衙门不受理者依事由大小之不同罚则。

《大清律》沿用照搬了《大明律·诉讼》“越诉”及“告状不受理”两条。两律又皆以《条例》对此二条规定了相关细则。

不算汉代之前的“敢谏之鼓”，仅作鸣冤之用登闻鼓制沿用了大约一千四百余年。秦代以后，朝廷中枢既要防止疆吏拥权自重，又要杜绝地方各级官吏枉法而积民怨。登闻鼓制一方面为百姓鸣冤提供渠道，另一方面可察验地方官员操守情况。虽然自古就有御史大夫、监察御史等监察机构，但其毕竟是官方所属。登闻鼓制可令百姓呼声直达上听，此又为朝廷直接了解真实舆情的办法之一。古人深谙百姓“没地方讲理”的要害。宋太宗以一千钱赔给丢猪百姓，换来天下可以无冤民之公信，又何尝不是高明？当然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须有足够底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