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的好处-严刑峻法怎么写

1.秦朝实行“法治”国家，为何百姓还哀鸣一片？

2.商鞅的资料

3.宫刑详细资料大全

4.朱元璋和雍正在反腐上都放大招，谁更牛

秦朝实行“法治”国家，为何百姓还哀鸣一片？

秦国实行的法治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不一样的。秦国实行的法治讲究的是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现代社会的法治指的是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在根本上就是不同的。

秦始皇时期，秦国还只是刚刚统一六国。在全国各地，都还有一些武装力量密谋?复国?。在秦始皇看来，这些人就是跳梁小丑一样的角色，所以秦始皇也懒得和他们废话，直接用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残忍的方法----杀戮来解决这些意图反抗的人。对于那些不习惯秦国严苛法律的人民，秦始皇虽然没有直接杀他们，不过也没有和风细雨的和他们?做戏?，更没有想要用自己的人得去感化他们、做到真正的天下归心。

深受商鞅变法好处的秦始皇固执地认为只有法家学说才是能够帮助他稳固江山，所以在统一天下之后，他也只是用严刑峻法来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抗。殊不知法家学说只能用来打江山，可以催生出一个像战争机器一样的秦国，但是却不能够帮助秦国长治久安。

历史上的陈胜吴广之所以会选择起义，就是因为他们在奔赴?服劳役?地点大路上遇上了一场意外的大雨，导致他们不能够如期赶到规定位置。就因为误了时间，按照秦国当时的法律就需要斩首。因此陈胜吴广一想，这样是，我造反也是，那还不如拼一把，说不定能就能够活命。抱着这样的想法，陈胜吴广就开始用?失期当?这个名义寻找?合伙人?的，那效果是非常地好。

放到现在陈胜吴广的情况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罪行，而在当时的秦国却要被处以斩首的刑罚。由此可见，秦国的法治完全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那时的老百姓生活的多惨。

商鞅的资料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汉族。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近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嬴驷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战亡，而后被下令车裂其尸。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编辑本段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几点：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4、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5、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6、轻罪重罚，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7、鼓励告奸

8、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9、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1．“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编辑本段商鞅的历史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但也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编辑本段质疑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

商鞅者，法之大家也。

司马迁，史学之第一人也。

然而司马迁对于商君的评价却令我颇有异议。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

看各类史书的记载，商鞅变法中的一大重要举措就是严刑峻法。一人犯罪，百家诛连；天子犯法，罪同受。

商君，实乃刻薄人也。

司马迁指责商君的三大罪状：言辞浮夸，不是本性；靠太监推荐得势；滥用刑法，手段欺诈。

我却不以为然。

言辞浮夸，乃是商君试秦孝公的真意也。

商鞅初次以帝道说秦王，秦王听得打瞌睡。那时候只有五个人可以用上“帝”这个字。

何为帝道？五帝之仁德教化致于天子之位也。由此见秦王不信他这一套。

再次以王道说秦王，孝公以为善却不用。此其意也不在王道。

再次以霸道说秦王，秦王和他语数日不厌。由此见秦王的真意其实在称霸。

秦王以为帝王之道久远，他不能等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秦王志在强国，使己身显霸，如秦穆公般流芳后世而已。

商鞅，实善窥君王意者。

司马迁以为商君靠太监引见，不光彩。我们后人却不能这样认为了。

郑和不是太监吗？司马迁自己难道不是吗？此等人皆名垂青史，何处不光彩？

且为国举贤，匹夫有责，何以独耻于阉人？

“卫人商鞅，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

面对上上下下或怀疑，或观望，或反对的目光，商鞅为法树威，出手不凡。

南门徙木，赏赐及于奴隶，一举而取信于民；杀甘龙，责太子，法令如山，一杀而慑满朝权贵。

法行数年，国家大治，民风大变，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秦国的羽翼丰满了。

而商鞅也因触犯权贵，结怨于太子，而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危机。”

太监景监曾说：“商君乃无私之人。无私，于国则功无量，于己则害无穷。”

何也？

“不容人者不容于人”。

商鞅不容满朝权贵，又安能容于满朝权贵？

司马迁以为商鞅用刑太重，寡恩少义。数年间，因为商鞅之法而变成残废残疾之人几乎及一国之半。

然而，我有话要说。比起白起长平之战，一举活埋四十万俘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春秋战国无义战。那个时代，仁德这一词的分量，重于神灵；三皇五帝的仁政教化被推崇到了极至。而事实，那个时代，人的命，贱于草芥。

这是大时代的后幕。

司马迁，儒学之人也。

儒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儒家言论，以德治国。

而我以为，以德治国，莫若以法治国。

德，修养也。法，底线也。德，圣人也。法，平民也。

从古至今，圣人有几人屿？

孔子游说列国，终身不馁，此可谓圣人也。然天下尊之，而莫一国用之，何也？

乱世纷争，尧舜之德道已经不适于当世。历史已经由人治，德治渐渐向法治过渡了。

朱元璋时曾对他的孙子说：“吾治乱世，法不得不严；汝治平世，法当从缓。”

大明朝定下的严刑峻法，难道不比商鞅的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吗？世乱则民必乱，非严刑峻法不可定。

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讲道于秦始皇时，也特别的言明，臣民是靠不住的，妻儿是靠不住的。臣民，就算君王给他一百个好处，而只要给他一个损处，他仍然会怨恨你。妻儿都指望君王快点，他们当了太后和新君，便不再担心了。

只有法，而且要峻法，才是乱世真正的可靠。

只有法律，才是真的有利于君，也有利于民。

时代不同了，今日的我们，又怎能想象人命轻于草芥的世道？怎能想想战火硝烟中的列国角逐？

然而，所幸，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说明一切。

如管仲，乐毅者，百世推崇，然观其利及国家后世，管仲不过使齐国富强不足百年，乐毅不过数年而已。

如商鞅者，历代贬低，司马迁不推，司马光斥之，然其利，及秦国百世乃至后世千年。

商君，刻薄寡恩人也。然而，我所敬畏，仰望的正是这样的商鞅。

商鞅，实法家之第一人也！

宫刑详细资料大全

宫刑，汉代孔安国：“宫，*刑也，男子割势，女人幽闭，次之刑”。宫刑对男女都有，对男无须多言。宫刑对女性实施是确定的，至少至明代仍然对女性施行。但实施方法，则众说纷纭，较复杂。

在古代中国， *** 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 *** 男性的意识与行为。当时的 *** 术可能是将 *** 与睾丸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 *** 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 *** 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 *** 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大致相同的解释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谓"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宫刑 年代 ：古代 代表人物 ：司马迁 李延年 对象 ：男女均有 又名 ：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 解释 ：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 刑法内容,史料记载,先秦,秦汉,北魏,唐朝,明朝,清朝,作用目的,详细操作,记录故事,保存原因,典型案例, 刑法内容 “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 *** 男子（注：是连同阴囊和 *** 一同割掉，避免以后再长出来，但是 *** 是个技术活，割得太浅割不干净，割得太深小便就会分叉，所以古代的太监怕尿撒到身上就只能蹲著尿）、破坏男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 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所谓蚕室，据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也许是最早的无菌室概念），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这就是说，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 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另一种说法是，宫刑的人像腐朽的木头不能开花一样。 宫刑又称阴刑，是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称为椓刑，见于《尚书·吕刑篇》，“椓”据《说文》释是以棍击伐之意，据马国翰《同耕帖》载，古有椓窍之法，谓用木棍敲击女性下身，以破坏其生育机能。 宫刑是残酷性仅次于大辟的一种肉刑，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的价值仅次于头颅。这种认识，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之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便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可以说，宫刑是比还要难受的最耻辱的惩罚。 史料记载 先秦 中国最早的去势据考证发生在商朝，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五二五片载：“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便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被去势的阉人。到了周朝，受了宫刑的男子就被称之为“寺人”。 在《尚书》中有几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例如《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尚书·吕刑篇》中有“宫辟疑赥，吕刑篇罚六百锾，阅实其罪”语；又云：“爰始*，为劓、刖，椓（即宫）、黥。”又云：“舜典五刑，宫。”《慎子》一书有：“虞五诛，以艾毕当宫。”《周礼》则云：“夏宫辟五百。”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氏三千”，又《魏书·刑罚志》：“大辟二百，膑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与夏，盖有损益。”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 *** 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如《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 *** 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秦汉 秦朝是由于残暴统治而迅速覆亡的，继之而起的汉王朝从本质上看也好不了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汉景帝时，就曾规定某些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性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司马迁因为汉武帝询问看法时说了真话，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这就是被处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西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者，一切募下蚕室”，从法令上又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大臣、官吏稍微违背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要受此酷刑，平民百姓受这种酷刑蹂躏的人肯定更多了。 北魏 到了南北朝，宫刑仍在不断实施。特别是北魏对宫刑的施行更有明确规定，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所以在北魏时宫刑一般多用于被认为是谋反大逆者的子孙。例如《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起企图谋反而被牵连的。受宫刑者的罪略次于刑，即使对他们赦免也被作为奴隶送交官府，例如北齐后主曾发恩一次，把原来当受宫刑的人，普免作为官奴。 从以上历史看来，宫刑的施行范围虽然扩大了，虽然不仅仅是惩罚被认为是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作为镇压反抗者的一种残酷手段，但仍与性有一定的联系，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实是十分严酷！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与精神的目的，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他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仍然要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不想再活下去了。施用这种酷刑，不能不引起历史上一些正直人士的反对。著名的如东汉时的陈忠、孔融，三国时魏国的王朗等，他们都力主废除宫刑以及其它一些残酷的肉刑。但是，也有一些人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抱住宫刑不放，如和孔融、王朗同时代的钟繇、陈群就是如此。到了隋朝开皇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到明、清。 唐朝 例如，唐朝的安禄山曾阉一个叫猪儿的人，血流数升，差点致；后来，安禄山也被猪儿切腹而。“初，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慧黠。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禄山壮大（肥重三百三十斤），每着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儿等入助解着衣服。然终见刳，猪也。”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 *** 为奴的内容。在明朝，除了如魏忠贤之类自愿 *** 入宫的，还有战争俘虏被 *** 后送入宫的，比如郑和就是明朝收复云南时的俘虏。据《万历野获记》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将俘虏 *** 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到了清朝，有所谓“闺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没有明确列出条目的酷刑，其中宫刑也比较常见比如乾隆时陕西山阳县地痞赵成趁儿子不在家 *** 儿媳，儿子赵有凉怒不可遏但还是没告发父亲只是带着妻子远离禽兽父亲，可赵成却勾结恶霸越货更陷害是儿子所为，企图杀儿子霸占儿媳，结果事发，乾隆皇帝判赵成刑同时，却 *** 了善良的儿子并将他发配边疆，致使其家破人亡。理由竟是儿子虽然善良无罪但其父有罪，儿子继承其血脉当断子绝孙，这种做法可见当时统治者是何其任性与残忍。 *** 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 *** 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 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 *** 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的“睾丸”根部系，虽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 *** 及 *** 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全部割除。 明朝 明朝太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战争俘虏包括郑和汪直等都是战争俘虏。一是家贫被父母或自愿入宫的，包括魏忠贤王振。明朝 *** 术继承前代实行的是只割睾丸的 *** 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亡率低，其代表就是魏忠贤，魏忠贤是成年后才 *** 的，而且是为偿还债务自 *** 入宫，这完全受益于 *** 方法，要不全阉光大出血足可以要了他的命。 清朝 清朝亡率也相当高，因为清朝是全阉，主要是 *** 幼童，就是 *** 睾丸一起割。所以自愿被 *** 者都要签生文书，生有命刀手概不负责。历代古籍对 *** 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 *** 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信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 *** 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作用目的 据考证，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女子*，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割其势也”。《伏生书》传更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后的事，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对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的惩罚了。而且，再从五刑的排列来看，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官崇拜的影响，官的价值仅次于头颅。传说中的尧舜，大致是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所以宫刑在那时开始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宫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初意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镇压平民和思想异己者的一种严酷手段。这种扩大始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西周时受宫刑的罪名已相当多，而且受刑对象是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至于奴隶主贵族是“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不剪其类”就是不绝他们的后代，奴隶主贵族即使犯了当宫之罪，也只服椓刑，即将剃光头发，锁住颈项服劳役，“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可见，古代的刑罚带有多么鲜明的阶级性。宫刑施用的范围到了后世越来越大，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国，秦王处以宫刑，罪名是“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已经用危害国家的罪名处人以宫刑了。但秦代隐宫指是 *** 地方是错的，古代宫有时通官，隐宫是犯官关押地，所以赵高出自隐宫不是太监，他联合女婿杀秦二世。汉光武帝之前皇宫总管不是太监，他们管理后宫宫女太监，直到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后宫官职才全部由太监担任。 详细操作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都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其中关键是订立生文书，并需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不论，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或许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这些也需要在文书上写明白。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 *** 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 *** 部位，加以消毒。用于 *** 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 *** 者的 *** 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 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 *** 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 *** 。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 *** 的后遗症。 *** 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 被 *** 者在手术后必须由人架持搀扶著在室内遛二至三个小时，然后方可横卧休息。手术之后的三天，是被 *** 者最难熬的时光。在这三天里，他们躺在特制的门板上，双手、双腿都被套锁牢牢地捆住，根本不能动，目的主要是避免触摸创口，以免感染。门板中间还留有带活板的小洞口，大小便时用。当时也没有太好的止痛消炎手段，为了避免伤口感染要严禁饮水，可谓是痛苦异常。待三天后白蜡针或麦秆拔除，尿液能够排出，手术即告成功。然而苦难并没有过去，最重要的是抻腿，每抻一次都痛得心肝碎裂、浑身发颤，但这对 *** 者来说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导致腰佝偻，一生都不能伸直，所以只能忍受这种剧痛。此后的调养期仍需百日左右。 记录故事 每一个被 *** 的男人，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过一番惨痛的折磨。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痛苦，以至于那些惨遭 *** 者终其一生都对此记忆犹新。清末太监马德清曾在晚年回忆道： 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手术后，要在尿道上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了，尿就撒不出来啦，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听懂得这个道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痂……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哪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腊、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去活来。 被切下的 *** ，称为“宝”，而在通常情况下刀子匠确实会把这东西像“宝”一样地藏起来，被净身者反而无权要回。经过刀子匠的加工之后，“宝”一般会放入“升”中，用大红布包好，小心地放置在室内高处，称“高升”，取升至高位之意，藉以预祝净身者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等到将来净身者发迹了，赎回自己的“宝”，刀子匠就可以趁机量财索讨。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阉者称为“骨肉还家”。这在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仪式非常隆重，就如同迎亲一般。也有由净身者的家人自己保存的情形。过去乡间贫苦人家，高处莫过于房梁，因而多将之垂吊于梁上，每过一年升高一截，以祝愿孩子能够在宫里“步步高升”。 保存原因 保存“宝”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做宦官后升级时查验，以证明阉者身份，即通常所说的“验宝”；二是将来宦官后，要将“宝”放进棺木里一起埋葬，因为宦官们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或转胎之时能恢复男人的本色；三是中国传统中有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已属不孝，不能传宗接代更属不孝之大者，所以将“宝”加以保存，后随棺而葬，也是一种心理的补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 *** 是成为宦官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每一个被 *** 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进入宫廷的，历朝都有严格的选用制度与程式。不过，无论进入宫廷与否，受阉之人自此就开始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正因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人生的一切苦乐都是从受阉之日开始的，而受阉之日就成为其新的诞辰日，日后算命也是依据受阉之日的天干地支。 典型案例 司马迁 被受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讯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刑。 据汉朝的刑法，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汉武帝以为司马迁世代为太史令俸禄优厚，却不知道司马迁俸禄多花在为蒐集史记资料上，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加之亲友多因他得罪汉武帝唯恐牵连避而不救，司马迁为此颇为怨恨所以史记对侠义救人之士颇多赞赏并为其立传。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朱元璋和雍正在反腐上都放大招，谁更牛

朱元璋反贪腐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发动并全程领导了史上最大最严的反腐肃贪运动。他以猛治国著称，大力打击贪污。他的“重典治国”思想不只为遏制官僚腐败。

朱元璋出身贫苦，是个孤儿，讨过饭，当过和尚，深知老百姓的疾苦，对贫苦百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对贪官污吏则怀有异常强烈的刻骨仇恨。所以，朱元璋即位后，大批不法贪官被处，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数万名官员。

朱元璋为了加大反腐力度，设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其组织之严，权力之大，都是前朝历代绝无仅有的。在中央朱元璋设立最高反腐机构都察院，将刑、检、法职能集于一身。不久又设置六科给事中，专事纠举弹劾六部中的贪官污吏。在地方上，除了有朝廷派遣的监察御史外，同时又在各省设按察司，掌监察之职；后来又设立“巡抚”制度，由朝廷派亲信重臣大臣到各地出巡，监察地方官吏。

朱元璋为了惩处贪官，不惜屡次砍掉成千上万官员的头颅，也不惜顶着官员们对他形成的巨大怨气。但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朱元璋不仅敢于大批处决贪官，他还创造了无数的让人脊背发凉的残酷严刑。

严刑峻法严到什么程度？朱元璋规定了贪污60两以上的银子的属罪大恶极！60两拿到现在，也就是12000块钱。要把这个人处剥皮实草，这个官员要悬挂在公堂上，给后来者当作儆戒。每个县里头都有一个地方剥皮场所，叫皮场庙。

朱元璋在铁腕反腐的同时，还鼓励民间反腐。

朱元璋为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运动，非常重视发动百姓，鼓励百姓举报，他认为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把百姓发动起来，贪官污吏就没地方藏身。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向全国颁布了《大诰》，其中有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官员，赋闲的官员，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当地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可以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南京)。如有人胆敢中途拦截，则枭首示众。

朱元璋担心到南京申怨的老百姓见不到自己，特意在通政司的门口放置一块红牌，上面书写一行字:“凡是想向我报告却又不能进入宫殿者，取拿此牌，可以直接进入内府，各门守卫、官员不得阻拦”。

在此之前，在封建王朝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官府随意抓捕、捆绑老百姓，而赋予百姓直接捉拿贪官污吏的权力，还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为了防止此行为虚设，同时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但凡是民间有冤情，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百姓们，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并由在那里负责的御史带着上奏；为了让下级官吏有参政机会，朱元璋打破常规，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朱元璋不仅允许民告官，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他甚至鼓励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截访”，就治以诛灭家族的重罪于是，在朱元璋的反腐力度下，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上。

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朱元璋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之多，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

朱元璋还把很多他所处理的贪污、为非作歹这一些案件的案例编成了一本书叫《大诰》。这个《大诰》他要求各家各户都有一本，如果你家里藏了《大诰》，那么在审刑的时候可以罪减一等。

尽管朱元璋反贪决心大、力度猛、出奇招，使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一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

再来说说雍正皇帝反贪腐

康熙驾崩，雍正接手政权时，国库空虚，原因是贪污腐化十分严重。

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在追查贪官时，就是也不放过他，让他的子孙做穷人。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抵赖，借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万万不行。”故在他当政那段时期，贪污几乎灭绝，官场上下人人如履薄冰，清廉保身，成为历史上一大怪状之一。

雍正知道基层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

（1）靠上司包庇

（2）借钱粮充账

（3）花小费报销。

为此，雍正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经过调研与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先堵退路，后算账模式》。

雍正成立了一个叫“会考府”的机构：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这样一来，部院长官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但是，肯定有不怕的，不信邪的，那就自作孽不可活了。具体办法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这样一来，就有些还不起钱的官员，对此，雍正的办法是抄家。

元年八月，雍正下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格搜查衙门，一面让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务必严加查处。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符合朕的本意。”

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乱世用重典，为国家计，为社稷计，不如此不足以拨乱反正。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

遇到了这种皇帝，贪官们真只有“路一条”了：因为依照人之常情，不过头点地。人一，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但对不起，没完！我雍正不吃这一套，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我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在雍正时代，贪污犯们连“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抵赖，借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这是万万不行的。”

雍正还有一招绝的：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要叫当官的去看。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经审理，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经大臣谏劝，改为诺敏赐、张廷璐腰斩。

雍正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在诺敏、张廷璐行刑时，不论是否沾亲带故，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大有好处! 这就是杀贪官给官看。

雍正说：杀贪官一定要叫当官的去看，一人也不许不去，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看得心惊肉跳，看得筋骨酥软，看得魂消魄丧，看得梦魂不安!这样，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会有所惊觉，就得掂量掂量，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朕告诉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自称是孔子和孟子的门徒，让他们见一见这血淋淋的场面，比他们关在房子里去读一百部《论语》、《孟子》还管用得多呢!

牛逼吧！这才真是不一般的狠啊！但效果极其明显：这一系列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雍正强力反贪腐，点多面广，措施犀利凌厉，而且深度深，起码在雍正朝，起到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