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的好处-严刑峻法的意义

1.秦始皇是一个怎样的人

2.谁耕种粮食多就授予谁爵位，这种商鞅变法真的合理吗？

3.汉武帝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汉朝有什么好处吗？

4.秦朝是怎么灭亡的?

5.以法治军的好处是什么？

秦始皇是一个怎样的人

说他是暴君的人都是被灭的六国贵族和禁固的文人。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建立首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曾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

秦始皇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水系。还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新局面。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1月27日—公元前210年），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出生。出生的确切地点在当时的邯郸的廓城（大北城）温明殿遗址和丛台以南，在今城内中街以东，丛台西南的朱家巷一带。是秦庄襄王的中子，商朝重臣恶来的第35世孙，嬴姓赵氏，名政。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驾崩，13岁的秦始皇被立为秦王。这时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独擅大权。即位时由于年少，国政皆由相邦吕不韦把持，并尊吕不韦为仲父。前239年，秦王政年已21岁将亲政，但此时秦国朝廷中却掀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嫪毐动用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动叛乱，攻向蕲年宫。秦王政早已在蕲年宫布置好三千精兵，打败叛军。嫪毐转打咸阳宫，那里也早有军队，嫪毐一人落荒而逃，没过多久便被逮捕。秦王政将嫪毐车裂，曝尸示众；又把母亲赵姬关进雍城的萯阳宫；摔嫪毐与太后所生的两个私生子。次年秦王政免除吕不韦的相职，把吕不韦放逐到巴蜀。吕不韦知他与秦王的关系无法挽回，饮毒酒自杀。其后，虽然秦王政听从秦国贵族所言，下了《逐客书》，逐出六国食客，但被李斯的《谏逐客书》所劝阻，其后他还是重用了尉缭、李斯等人。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起，到灭齐时止，首尾10年，陆续兼并了六国，在占领的区域设置郡县，直属于秦王，从此结束了贵族王侯专政的王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灭六国后，以王号不足以显其业，乃称皇帝，是为秦始皇。并继续执行孝公变法以来商鞅的法家政策，加强君主专制，削弱旧贵族势力，提拔由军功而上升起来的贵族。秦帝国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仍维持西周的“王有”土地制，而变“王有”为“国有”。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命令全国农民自报占有田地的实际数额，以便征收赋税。又实行即使是平民，只要有军功也可授予土地及爵位。虽然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施行了“授田制”，农民的土地名义上是国家所有、私人耕种，但此举让全国百姓实际占有了原来“王有”的土地，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了农民和官员们都可以自由地买卖田地，所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终便利了私有土地的发展。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以后，建立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郡县制和官僚制。初分全国为36郡，以后随着土地的扩大增至46郡，定咸阳（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为首都。中央政府最高的官僚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亦称“三公”。地方郡的长官为守，县的长官为令。郡县制初步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封建制、官僚制则代替了贵族的世袭制。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修筑长城、驰道和直道；强迫迁徙六国富民和平民。秦统一六国以后，为了防止六国贵族依持宗族“灰复燃”，强迫他们迁徒到咸阳，要他们看护皇陵，或者迁徙于西南边远地区，一些平民也同时被迫迁徙，叫做“迁虏”，做开矿、开盐井等苦役。前215年，秦将蒙恬夺九原河南，设置34县，建立九原郡（治所在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秦始皇称帝以前，由晋等东方各国入秦的法家很多。始皇曾经发布著名的“逐客令”，驱逐在秦国的六国士人。前239年因李斯上书劝谏，始皇才停止了这个命令。

统一六国后，商鞅变法时极力反对的各方面的学派、人才都纷纷来到秦国服务，可能秦始皇采用了“秦国特色的商鞅变法”，造成秦帝国各种迷信盛行。其中黄老道家、阴阳家，他们综合儒、法、道诸家的学说，提出所谓“五德终始说”，尤其得到始皇的信任，始皇于是认为秦是水德，周是火德，水能克火，因此秦得天下。从齐燕来的儒生方士们把儒家的“封禅”也作了改头换面的修改了一遍，盛传自古帝王莫不举行封禅典礼。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的沙丘宫（今河北广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秦始皇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二人在沙丘宫（今河北广宗）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咸阳。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买了许多鲍鱼装在车上，鲍鱼的味道掩盖了尸体的腐臭味，迷惑了大家。回到咸阳后，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赵高任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赵高手中。赵高阴谋得逞以后，开始对身边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路，李斯发觉赵高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胡亥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赵高升任丞相，由于他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中丞相”。

名人评价

战国军事家尉缭认为：“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认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始皇本纪》，“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李斯列传》

西汉政论家主父偃认为：“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西汉名臣桑弘羊的论著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新朝建兴帝王莽：“功越千世！”

东汉史学家班固虽然批驳秦始皇残忍，但依然肯定了秦始皇的一些制度是“施于后王”的制度，认为“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出：“汉承秦制”。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

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名著《封建论》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所谓“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非圣人意也，势也。”

明朝著名改革家张居正认为：“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周王道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铲除之，而独持之以法。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之驱除也。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

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高度评价秦始皇：“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祖龙是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

清末思想家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说：“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清末又一位史学先驱夏曾佑认为：“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

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柳翼谋在《中国文化史》评论道：“始皇时代之法制，实具伟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盖秦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认为：“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中国通史》，“秦人致败之由，在严酷，尤在其*侈。用法刻深，拓上不量民力，皆可诿为施政之误，*侈则不可恕矣。”《秦汉史》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在我看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我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朝的创立者，而是因为他不自觉地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充当了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先锋，在中国历史上，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鲁迅先生认为：德国的先生们一烧书，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但是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农书和医书，而秦以前的这一类书，现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华德焚书异同论》）

近代学者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认为：“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

先生在《战国载记》中认为：“秦始皇宁为中国之雄，求诸世界，见亦罕矣。其武功焜耀众所共知不必论，其政治所设施，多有皋牢百代之概。”并认为秦始皇在武功上和创建制度的规模上都不失为盖世之雄主，而其失败在于奢侈、专制、忌刻。汉代所撰成的史籍多叙述秦始皇的*侈和暴虐，读史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不应被前人有所偏执的记载所左右，需要以客观的态度作公允的评价。

著名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秦始皇的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谴责？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工作，用这样长远的眼光设计，又用这样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中国大历史》）

《真秦始皇》的作者程步认为：秦始皇不为暴君，如果搞一个暴君排行榜，秦始皇绝对进不了前十。

评始皇：

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一次，他对章士钊讲：你们讲***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负面评价

因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秦始皇被很多文学家修饰成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

谁耕种粮食多就授予谁爵位，这种商鞅变法真的合理吗？

商鞅变法举措的杀手锏，谁耕种粮食多就授予谁爵位，令秦民疯狂

商鞅变法虽然最后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但是其变法举措却得以保存，成为强秦横扫六国的重大积累和储备。不得不说，商鞅变法的诸多举措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整体上表现为顺乎时势、利于百姓，促进生产的特点，这不仅是商鞅变法的进步性体现，也是其举措能够得到成功的重要原因。

1.商鞅变法的举措是采取顺乎时势变法的治国措施

商鞅变法之前，不但整体上考察了秦国的情势和特点，也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分析了变法举措的指导思想。商鞅认为，历史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上世时期及远古先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蒙昧时期，社会主要靠血缘关系来维持；中世社会主要靠仁爱礼治来维持治理；下世则主要靠立君置官立法来进行统治。跟随时代的变法，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举措。

根据商鞅的判断，其认为秦国变法必须采取下世的治理举措，商鞅的认识无疑具有高度的视野和眼光，其变法实际上是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举措，即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用德治、礼治转变为当时的封建法治社会。

2.商鞅变法举措始终坚持比如利于百姓的本本主张，因此让民众得到了实惠

所有的变法改革，都会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因此商鞅变法举措的立场便是从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让改革符合大多数百姓和人民的利益愿望。商鞅变法的举措中有很多利民的性质，尽管看起来十分残暴严苛，但是都是促使人民努力生产、不走邪道的主张，不让人们在礼崩乐坏之际*逸放纵。

同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将利于百姓、富国强兵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尽管从现在看来其中许多都是十分严格的处罚方法，但也有非常优厚的赏赐，比如对于耕织比较勤劳的人民，可以获得免除徭役的赏赐。整体来评价，商鞅变法的举措不但有负向激励，也有许多正向的激励，使得民众家给人足，心悦诚服地接受变法带来的好处。

3.商鞅变法举措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商鞅变法的诸多举措中，比如农战的实施，便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力促进农业生产水平，成为商鞅变法的一个基本抓手。毕竟在当时的社会，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国家富强的基础所在，因此商鞅的整个变法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这种手法并不为过。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便是谁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交给国家，便授予谁爵位，这是在科举制度诞生仍有将近一千年的先秦时期，此种具有鲜明打破阶层固化的做法在保守派看来如同洪水猛兽，但是其效果却立竿见影。促使秦国在短时间内面目一新，人人努力耕种，且在严刑峻法的保障下，将各种赏罚都执行到位，最终为强秦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概而言之，商鞅变法的改革举措有三：

其一，顺乎时势，商鞅变法改革根据具体情势，废除三代奴隶制的礼治或德治，实行封建制的刑治或法治；

其二，利于百姓，商鞅变法改革举措始终具有利民性质，看似严苛残破，却促进生产，家给人足，秦民大悦；

其三，促进生产，商鞅变法改革举措始终促进农业生产为目标，鼓励百姓增产粮食，耕战措施给予农民优待。

汉武帝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汉朝有什么好处吗？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很多人还都是战国的老思想，他们就喜欢投奔各个国家的诸侯，然后跟诸侯王们说中央的不是，这样一来肯定是对自己不利的。而儒家思想是大一统的思想，仁义政策和君臣的观念，都在当时非常的适用，所以也非常的适合来作为统治手段。

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汉武帝提倡的这个儒术，是经过董仲舒演绎过之后的儒术。和孔子最初倡导的儒学，其实是有区别的。儒术不是固定的，是经过一代一代不同的时期慢慢的演变，慢慢的完善。

汉武帝当时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就是只尊敬儒术，当时汉武帝的统治之下，只是推崇儒术的思想。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道家的思想也没有被摒弃，法家思想也被汉武帝各种的灵活运用，真正被罢黜的其实只有纵横家而已，在民间得到在禁止的也只有法家和墨家。所以汉武帝号召的?独尊儒术?更像是说给民众跟大臣们一种政策，一种口号。而其实其他的百家也并没有真的被罢黜。

那么当时汉武帝为什么如此的看好儒术呢？

因为同样作为维护君主制度的一种手段来说，法家的手段就显得更为强势，用皇家绝对的权势来实行一些阴谋诡计，或者严刑峻法。这种办法显然是不能被大众所信服的。这样冷酷严峻的办法只能让民众怕你，畏惧你，但是却不能让民众从打心眼里对你服气。

但是儒家显然就显得温和很多，就比较柔和，因为儒家主行的是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这样的统治思想和政策途径，显然更能被民众所接受，不单单是百姓，还有一些贵族世家们。毕竟你一说仁慈，大家都是好印象，你一说严苛，大家就都比较冷漠了。

所以如果汉室的统治制度，是建立在儒家的思想之上，或者是包裹了一层仁政的外衣的话。三纲五常也就能被大家接收了，而帝国的统治以及价值也变得更稳定了。

这个怎么说呢？在汉武帝统治的时期，汉武帝曾经辞退了很多研究学习诸子百家的学士们，后来能保留下来的只有五经的学士。这个时候国家就开始大肆为这些仅剩下来的学士们，召集弟子，然后设立学院，开始利用考核制度，来查看这些弟子们的能力。

秦朝是怎么灭亡的?

提到大秦王朝的灭亡，很多人会说主要是赵高祸害的结果。其实秦王朝的灭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赵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并不算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罢了。

今天很多人歌颂秦始皇，假如你生活在他的时代里，恐怕你就不会有这种观念了。“天下苦秦久矣”是当时人们的共识，秦军虽然战斗力依然强大，但当戍卒陈胜登高一呼之后，秦王朝在短短两年内崩塌，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靠暴政维系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的。

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并没有改变战争时期一贯的做法，依然是依靠严刑峻法来维系其统治。《汉书·刑法志》中引用董仲舒的一段话说秦朝是：“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意思是道路上到处都是穿囚服的人，监狱里热闹得跟市场一样。当然，这或许有文学性的夸张。但是，就在陈胜起义之后不久，有一个叫蒯通的人就对范阳县令说道：“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大家可以看看汉朝初年人们对秦王朝的记载，这并不完全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生活在秦朝，做秦始皇的百姓肯定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早在秦始皇还活着的时候，各地已经开始有了反抗的星火。比如，汉高祖刘邦在秦朝起初当了个亭长，后来干脆逃亡拉起一支小队伍，在芒砀山一带与政府对抗。

所以，从根本上说，秦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因为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对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正如贾谊所论，假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能够改变以往的暴政，能够善待百姓，秦王朝也不一定会那么快崩溃。在西汉初年，陆贾更是当面对刘邦说：“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意思是说，假如秦始皇能够对百姓好一点儿的话，哪里还有你的机会？

至少中国古代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百姓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贾谊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我想这段话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至于赵高的弄权的确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但并不是根本原因。赵高在杀了秦二世掌握了权力之后不久，就秦王子婴所杀。假如天下百姓不起来反抗，赵高根本不可能撼动秦王朝的基业。

同样的道理，东汉王朝后期宦官弄权，加速了东汉王朝的崩溃。但根本原因也是东汉王朝后期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百姓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头如鸡割复鸣，发如就剪复生，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张角、张宝、张梁的黄巾军虽然被镇压，而大汉朝也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后世的历史一再证明，单有宦官弄权，并不一定导致亡国。百姓们揭竿而起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以法治军的好处是什么？

汉末以来，豪强大族仗势不法，严重影响军队建设。要在竞争中崛起，建设有战斗力的军队，非有管用的思想武器不可。乱世建军，传统的经学不再管用，军事思想家纷纷把目光转向法家。法家讲富国强兵，以法治军，可以有效地使军队强大起来。汉末的战乱形势不允许发展生产以富国强兵，因此时人重点借用并发展了法家以法治军的思想。

三国人认为，以法治军的目的，是建立“有制之兵”（《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引诸葛亮语）。传统上一向重视将领的作用，三国人发现制度的作用比将领更重要。蜀国长水校尉廖立就批评关羽“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三国志》卷40《廖立传》）诸葛亮从理论上研究“将”与“制”的关系，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认为军队的军令制度和作风纪律的养成，是比将领的个人才能更重要、更带根本性的因素。建立“有制之兵”，就要形成一套法令体系。从残存的曹操、诸葛亮军令看．内容涉及战斗与管理，范围广泛，诸如步战、骑战、船战、阵法、行军、移营、通信指挥、后勤、祭祀、刑罚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颁布军令的目的，曹操认为在于“设而不犯”（《孙子略解·行军篇》），孙权认为在于“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三国志》卷47《吴主传》）

三国人认为，落实法令规章，必须“训章明法”（《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就是教训部队，让大家明白法令规章。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原因归结为不能训章明法，可见其分量之重。

落实法令规章，更重要的是坚持赏罚。曹操最看重赏赐。汉末乱世，君臣上下缺乏必要的信任，御军极难。曹操要求将士送家人在他身边留作人质。但扣留人质只能保证基本不叛变不逃亡，因此曹操强调以赏赐调动将士积极性。他说他羡慕名将赵奢、窦婴“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他深刻认识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孙子略解·作战篇》），凡“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他认为治理乱世与治理和平时期之军，赏赐规律不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为了“立功兴国”，“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认为那些反对把郡国之任赏给有功能军吏的言论，不过是以管窥虎的陋见。在赏赐时，诸葛亮则强调无微不赏和赏不遗远。

但只用赏也不行。曹操比喻说，那样部队就像宠坏了的孩子，一点也不怕你，必须恩威并用，赏罚并举。他以为，罚要掌握时机。他出征在外时，曾经由于部下自疑而发生叛变，几乎使他丢了兖州根据地。总结教训，他认为，在天下土崩瓦解之时，上下相疑之秋，即使以信任对待部属，他们还会害怕，如果严格执法，则更会人人自危。从安定人心、稳定大局出发，这时只能赏功，不能罚罪，直到人心归顺，例如官渡之战胜利后，袁曹之争大局已定，曹操才强调，只赏功而不罚罪不符合国典。从今以后要改一改了。他下令说，众将出征，战败的应该抵罪，失利的应该免去官爵。三国人还强调，治国该宽该严主要看形势。如诸葛亮指出，益州牧刘璋治蜀，威刑不肃，失之于宽。刘备人蜀后，应纠之以猛。罚要有侧重点，对上层重在罚得坚决，对下层重在罚得慎重。曹操、诸葛亮执法时，都主张遵循“春秋责帅”（《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原则，坚持不应该把主帅排除在法规之外。诸葛亮在街亭战败后引咎自贸，自贬三等。曹操行军中马踏麦苗，违犯了自己制定的“士卒无败麦，犯者”的禁令，认为不应该罚不加于尊，如果“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于是割发代首。刑虽然免去，割发那时也是严重的刑罚。诸葛亮对大臣和亲信，也主张严格执法。对于掩盖失职、破坏北伐的军务大臣李严和街事失利但与自己思若父子的将领马谡，诸葛亮都主张执行纪律，强调“不可苞含（包涵），以危大业”（《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亮公文上尚书），“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三国志》卷39《马谡传》注引《襄阳记》）。但对于普通没有权势的军人执法，他们却主张谨慎为之。曹操主张军中司法人员应选素质高的，因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卷1《武帝纪》）诸葛亮在伐魏前线，军中罚杖20以上，都亲自审批，都是担心出现冤情和滥刑，关心保护无辜。曹操、诸葛亮还主张赏罚公平。曹操说自己“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愿有所私”（《太平御览》卷429）。诸葛亮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由于曹操、诸葛亮亲自提倡，天下以法治军蔚然成风，一直到江东，无不如此。东吴治军，主张断斩示威，就是果断诛杀违犯军纪者，建立法令的权威。吕蒙征荆州，麾下士取民家一笠，覆盖官恺。官铝虽然是公物，吕蒙还认为违犯不得扰民的军令，不可由于同乡而废法，于是垂涕斩之。吕蒙量刑显然过重，但意在立威，结果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孙权刑法虽然极其严峻，但那是对普通军人的，对代表大族利益的众大将则“爱人多容”（《三国志》卷引《孙皎传》）。将领潘漳杀军中富有的吏兵，劫其财物；吕范、贺齐、潘璋服饰僭拟王者，对这类违法行为，孙权都赦免不问，不再讲法治。

以法治军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军队建设。但东吴刑法过严，所以也受到时人的批评。如江东大族代表陆逊就反对孙权严刑峻法，建议多施恩惠，认为“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三国志》卷58《陆逊传》）大族反对严刑，有的是因自己的利益受到触犯，有的则是为了尊儒。例如陆逊，他重视礼治，反对魏国刘廙的先刑后礼论，认为“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同时，三国鼎立以后，社会相对过去安定一些。如果说，过去“治乱尚权谋”的话，那么这时更多地应该强调“治平尚德行”（《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战略》）了。因此在三国鼎立中期，由于大族的反对和形势趋于安定，以法治军思想渐渐失去势头。魏明帝时，杨烈将军王昶攻击国典，要求大改现有法制，而效法先王之风。到了晋初，当权的士族打着纠偏的旗号，抑止了以法治军思潮。贾充一再阻止灭吴。晋武帝却令他总统灭吴大军。孙皓投降，贾充不知，以为吴不可灭，上表请班师，该表与告捷书同时到达，武帝不罪贾充。王洛攻人石头城灭吴，却受到诏书的诬罔责备，说他和阻挠他成功的上级王浑争功，武帝不辨是非，使立大功者蒙冤，以法治军精神荡然无存。晋灭吴作战上胜利了，治军上却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