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后来又将她遗弃的故事。起始张生旅居蒲州普救寺时发生兵乱，出力救护了同寓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在郑氏的答谢宴上，张生对表妹莺莺一见倾心，婢女红娘传书，几经反复，两人终于花好月圆。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未中，滞留京师，与莺莺情书来往，互赠信物以表深情。但张生终于变心，认为莺莺是天下之“尤物”，认为自己“德不足以胜”，只好割爱。一年多后，莺莺另嫁，张生也另娶。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门，要求以“外兄”相见，遭莺莺拒绝。当时人们还称赞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于补过”***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美化张生，为他的薄幸行为辩护。
《莺莺传》成功地地塑造了崔莺莺的经典形象。她是位出身于没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内心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深刻揭示了出身和教养给莺莺带来的思想矛盾和性格特征，细致地描绘这位少女在反抗传统礼教时内心冲突的过程。莺莺悲剧性格既单纯又丰富，她最后拒绝张生的求见，体现出性格由柔弱向刚强的转变。莺莺的悲剧性格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遍性，它典型地概括了历史上无数个女性受封建礼教束缚、遭负心郎抛弃的共同命运。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都是追求自由爱情，勇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女性，她们都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光辉妇女形象，而列在画廊榜首则是崔莺莺。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莺莺传》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她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正言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数日后，当张生已陷于绝望时，她忽然又***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异常鲜明。
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不一致的。
你好！
《莺莺传》是唐代******，由元稹编撰。原题《***》。主要讲述的是贫寒书生张生对没落贵族女子崔莺莺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
《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后来又将她遗弃的故事。起始张生旅居蒲州普救寺时发生兵乱，出力救护了同寓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在郑氏的答谢宴上，张生对表妹莺莺一见倾心，婢女红娘传书，几经反复，两人终于花好月圆。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未中，滞留京师，与莺莺情书来往，互赠信物以表深情。但张生终于变心，认为莺莺是天下之“尤物”，认为自己“德不足以胜”，只好割爱。一年多后，莺莺另嫁，张生也另娶。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门，要求以“外兄”相见，遭莺莺拒绝。当时人们还称赞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善于补过”***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美化张生，为他的薄幸行为辩护。
《莺莺传》成功地地塑造了崔莺莺的经典形象。她是位出身于没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内心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深刻揭示了出身和教养给莺莺带来的思想矛盾和性格特征，细致地描绘这位少女在反抗传统礼教时内心冲突的过程。莺莺悲剧性格既单纯又丰富，她最后拒绝张生的求见，体现出性格由柔弱向刚强的转变。莺莺的悲剧性格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遍性，它典型地概括了历史上无数个女性受封建礼教束缚、遭负心郎抛弃的共同命运。
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都是追求自由爱情，勇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女性，她们都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光辉妇女形象，而列在画廊榜首则是崔莺莺。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从称赞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到宋代词人们对莺莺的同情，张生的不满。再到金《董西厢》对青年男女执着追求爱情的赞美，向封建制度的宣战。最后到元《王西厢》描绘了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
《西厢记》叙写了张生爱恋莺莺最后又负心抛弃她的故事。作者非但不谴责张生反而称赞他的“始乱之，终弃之”为“善补过”，并宣扬美貌的女人都是“尤物”，这种论调受到后人的非议。
直至《董西厢》，故事的主题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维护封建的夫权一变而为赞美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宣战。到最后的《王西厢》，崔张二人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私下结合，更是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追求。
西厢记创作背景：
王实甫曾任陕西县令、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后来由于他不满当时官场的龌龊，愤而辞官，决心以写戏抒发心中之郁懑。于是他回到出生地中山府，开始了杂剧创作。金代的一位姓董的读书人，依据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改编成《诸宫调西厢记》。
把原来故事中的主人公莺莺写成是博陵郡人。定州在隋代就称博陵郡，所以在博陵一带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流传相当广泛。相传在定州崔沿士一带曾有过崔莺莺的墓冢。王实甫正是根据这一点，在中山府开始了他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写作。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文?短篇***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讲述贞元年间，书生张生在游蒲州是，居普救寺，巧遇暂住于此的表亲崔家母女。当时蒲州发生兵变，张生救下了崔氏母女。
崔夫人设宴答谢，并令女儿出来拜谢张生，张生惊艳其美艳，托丫鬟红娘转赠给崔莺莺《春词》两首以挑逗其心性，莺莺作《明月三五夜》相酬，并暗约张生见面。
之后再红娘帮助下，张生抱得佳人归。但最后张生赴京赶考，滞留不归，莺莺虽给张生寄去长书和信物，仍没有挽留住张生，终被抛弃。张生在给朋友谈论此事时斥责莺莺为“必妖于人”的“尤物”，并自诩为“善补过者”。
扩展资料:
另有道教典籍《西山群仙会真记》一书，由北宋道士施肩吾撰写，是具有理论系统的道教内丹著作，对研究宋元道教内丹学有重要参考价值。
施肩吾，一说为唐元和十年（815）进士，另一说为北宋道士，隐於洪州西山（今江西新建）修道，道号华阳***。《四库提要》认为此书系金元间道士伪托，或云此书所出不晚于北宋。据自序说，全书从前圣后圣秘密参同，一集五卷，取五行正体之数，每卷五篇，应一气纯阳之义，演说***，发明钟吕太上至言。
此书与题施肩吾编撰的《钟吕传道集》内容基本相同。书中引《太上隐书》、《西山记》、《灵宝内观经》、《通玄经》等多种道经及葛仙翁、阴真君、吕***等语录，论说炼养内丹之法，主旨依据《参同契》，以明抽添之理，超脱之功。
卷一为《识道》、《识法》、《识人》、《识时》、《识物》。卷二为《养生》、《养形》、《养气》、《养心》、《养寿》。卷三为《补内》、《补气》、《补精》、《补益》、《补损》。卷四为《真水火》、《真龙虎》、《真丹药》、《真铅汞》、《真阴阳》。卷五为《炼法入道》、《炼形化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炼道入圣》。
是具有理论系统的道教内丹著作，对研究宋元道教内丹学有重要参考价值。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方法类。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文?短篇***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25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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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传》的作者是唐代元稹，它是一部唐***。诚如楼上所说，它是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戏剧故事的最早来源。
唐代***。元稹撰。原题《***》。《异闻集》载此篇，还保存原题，《太平广记》收录时改作《莺莺传》，沿用至今，又因传中有赋《会真诗》的内容，俗亦称《会真记》。其篇末说:“贞元岁九月，执事〔友〕李公垂(李绅字)宿於予靖安里第，语及於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今考出是贞元二十年 (804)九月，元稹将故事讲给李绅听，李绅作《莺莺歌》，元稹写了这篇***。它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后来又将她遣弃的故事。关於张生的原型，旧有张籍(文昌)、张珙(君瑞)、张先(子野)三说，皆误。宋代王铚《〈***〉辩证》考证为元稹本人，今无异说。关於崔莺莺的原型，王铚认为是唐永年县尉崔鹏之女，近人陈寅恪揣测是一个名叫曹九九的“酒家胡”，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今人卞孝萱《元稹年谱》辨正诸说之误。
《莺莺传》文笔优美，描述生动，於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她有犟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本来，通过她的侍婢红娘，张生与她已相互用诗表达了爱情。可是，当张生按照她诗中的约定前来相会时，她却又“端服严容”，正言厉色地数落了张生的“非礼之动”。数日后，当张生已陷於绝望时，她忽然又***取大胆的叛逆行动，主动夜奔张生住所幽会，“曩时端庄，不复同矣”。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覆，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於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作品中对这一形像的刻画，传神写态，有血有肉，异常鲜明。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不妖其身，必妖於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不一致的。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 写的***文?短篇*** 《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史略》 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集》 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 。宋杂剧有《莺莺六幺 ?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 。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 ?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 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这又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艺术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如果脱离了自己的传统，就会像瓶花一样，取艳一时，很快就会抱香而死的。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