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国策归纳起来是以下几条：强干弱枝、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农商并重。导致的后果是：造成了干强枝弱、内重外轻、文盛武衰的局面，但同时人民生活富足，朝廷财税收入极高。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应该有不少人知道，这是为了革除唐朝以来的兵制弊端（造成毁灭盛唐的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即为边防将领握有较大的兵权，尾大不掉），宋太祖加强了皇帝对作战军队的控制。同时，宋太祖实行更戍法，规定边防部队定期更换驻地，将领轮流到各地指挥，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局面（防止将领与士兵相处日久，抱成团造反），但这一举措矫枉过正，导致了宋朝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同时，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构建了叠床架屋的官制，设置了大量的官（包括不少的闲官），也规定地方官定期轮换。这些举措也是矫枉过正了，导致宋朝***行政效率的降低，也给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增加了阻力。
强干弱枝的国策在宋太祖时基本确定，而守内虚外的国策在宋太宗时确定。
所谓守内虚外，主要指宋朝的正规军，接近半数集中驻防在京师附近，其余驻防边境的做法，这与宋太祖抑制武将兵权，防止地方分权的立国思想是一致的。还好，当时宋朝的最强大的敌人就是辽国，而宋辽两国于1004年冬订立了盟约，从此保持了将近120年的和平局面，而只是防备西夏用不了太多兵力。另外，在宋朝的河北地区（那里是广阔的平原，利于骑兵作战），宋朝***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广泛的种植树木（并且种得不规则，列不成列、行不成行），同时大面积的修建鱼塘，开挖水渠、湖泊，努力制造不适合骑兵作战的地形。这种种工作使得宋朝在边疆的驻军不是很多，使它有条件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
守内虚外的做法使得大量军队置于天子脚下，利于皇帝对军权的直接控制（同时很好的防范驻边将领造反，防止类似安史之乱的事情发生），但也大大削弱了宋朝的防御力，无形中给边防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宋太祖、太宗时，还是为了防止武将造反，***取了文人治军的国策。皇帝派兵打仗，从隋唐开始已经不使用兵符，到宋朝时，一张圣旨就可以调动军队。宋朝皇帝为了集权，通常委任文官担任各地驻军的最高军事长官。此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不复存在，遇到大一点的事，军队的长官都不敢自作主张，通通派出五百里加急的快马，将情况告知皇帝，请皇帝会同朝臣商议后定夺。
不止军事如此，地方行政也是“文人知州事”，与“文人知军事”一起，起到了扩大文官数量的效果。如此一来，宋朝时的科举中举人数大大多于唐朝，是唐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与此同时，宋朝极力贬低武人地位，比如：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它规定士兵的脸上必须刺字。宋朝的“文人治军、重文轻武”的国策，造成了文盛武衰的局面，也直接导致了社会风气的大扭转，汉民族的尚武精神再一次衰退（上一次衰退在晋朝之时），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农商并重这个国策没有太多东西可说，也是从宋太祖时开始施行的。
当时，宋太祖深知辽国强大，还不想过多的与之正面交锋，便提出用每十万贯钱买一个契丹人头的方法，激励国民。为了有足够的钱悬赏，宋***大力开辟财源，一反千年来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的做法，实行农商并重的国策，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加上宋朝时航海技术的***展，使得宋朝的关税收入较前边的朝代多出许多。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宋太祖建国初年，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决定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北宋中期以后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12] 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13]“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14]。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15]
南宋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以及三衙。屯驻大兵战斗力较强，多属私人召募部队，如岳家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这时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经弱化，枢密院的权责也逐渐缩小。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相继被削减。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中唐之后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一、唐宋城市特点不同点
1、商业活动形式不同
北宋都城汴京的商业活动突破了唐朝时期坊市严格分开和日中为市的制度，坊、市不再分开，也突破了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限制，甚至出现了专业市场和***场所。
2、职能不同
唐朝都城长安的只能更为偏向政治职能，而北宋都城汴京更偏向于经济职能。
二、导致唐宋城市特点不同的原因
北宋商品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对城市商业***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宋朝经济发达，店铺林立，社会风气更为开放。
扩展资料：
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
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取被动防守的方针。
一、军权的集中：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接着，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
”“内外相制”政策。驻军一半京师，一半各地。
二、行***的集中：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三、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等语句反映的是宋朝的统治状况．宋朝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的具体表现是宋太祖有意重用文官掌握军政大权，后继的宋太宗继续抑制武将，提升文官的政策，使文臣统兵的格局逐渐形成．武将带兵打仗要按照朝廷预授的“阵图”行军布阵，严重束缚了统军的指挥权．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扭转了五代十国时期尚武轻文的风气，杜绝了武将跋扈和兵变转移的情况发生，有利于***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
小女子也很崇拜他。女人爱英雄是常理吧，呵呵。赵匡胤不愧为一代帝王，被称为宋祖而大加传诵。他武艺高强，胆识过人，有群众基础，戎马一生，很豪放，当然杯酒释兵权也很有心机，也让众多臣子甘愿交出兵权。但是对于他的死因，还是一个谜。
宋朝的国策是“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围绕这一国策，宋太祖和宋太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宋朝统治者为防止藩镇割据及大臣、外戚、女后、宗室、宦官等人的擅权，防止成为梁唐晋汉周后又一个短命的王朝，及防御辽、夏等国的侵扰，从政治到军事，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其核心和要害正如宋太宗所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包括职官、军事、科举、法律等方面。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 。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 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 。
考察宋代的政治变革,或许可以从深刻影响这一时代的“祖宗之法”谈起。“祖宗之法”是宋人口中、笔下经常出现的提法，我在这里整理了相关知识，快来学习学习吧!
“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所谓“祖宗之法”,无法逐一历数。就通常被肯定的方面而言,主要有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对于后妃、宗室、外戚、宦官的限制,以及对于士大夫言事者的信用与宽舒,等等;就其负面内容而言,主要有“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总体政策造成的国势不振,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方针带来的效率低下,以及对于喜事兴功的戒惕,等等。其中,有豁朗开明之处,也有因循保守的方面;有理性务实的措施,也有荒.唐混淆的做法。而在今人眼中相互矛盾的这些表象,若就宋代政治实践而言,却都建立于“专务以矫失为得”(卷12,《法度总论二》)的原则基础之上,共同渗透出宋人意识中的“防弊”精神。“防弊”的针对性堪称具体,但缺乏远见卓识与应变机制。在这一体制长期运转过程中养育出来的习熟政务、舒卷有致的官僚受到倚重,而真正以天下为己任、气魄器局不凡的政治改革家则往往受到疑忌掣肘。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卷128,《本朝二?法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更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宋代的防弊之政,并非彻底封闭内缩。防弊是以具体制度作为载体实施的。即以防范“壅塞”为例,转对、轮对、召对等面奏方式,增多了君臣间直接沟通的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之政绩考察渠道、社情民意搜集途径的拓展,内外信息交流的频繁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开,增加了士大夫的参政议政机会。伴随这些举措而来的,事实上是走向开放。在士大夫们积极参与设计更革之下,设官分职体制中趋向理性化、规范化的主旨较为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政务运作方面,条规严密、易操作可把握的制度程序;人事举选方面,“以程文为去留”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常调选任原则;财务审计、鞫谳分司、磨勘复核等各项事务中浸透的制衡精神;文牍档案材料的完备,技术性实施手段的绵密;士大夫们对于行政运作程序及其内容的密切关注,对于各环节人为因素干扰之警惕?凡此种.种,体现出官僚政治运行中防范弊端的自觉程度,也成就了制度趋于完善的过程。事实上,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达成正是政治开放度大为增加的结果。官僚政体取代此前的贵族政体,其优越性即主要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政治参与度的扩大上。这种参与度的扩大,不仅造就了士大夫阶层本身,更重要的是给宋代政治增添了活力,进而给宋代社会增添了进步的动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通常是指那些具有转折意义、牵动意义的重要***;推动者一般比较自觉,具有明确的对象与目标。而且,毋庸讳言,改革通常是有官方支持作为动力的;即便是来自底层的自发更革,也需要上层的赞许与因势利导才能得以光大。相对而言，基层、个体、局部的创新则可能是频繁多发而被视为自然的。任何朝代中,重大的改革毕竟为数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作为特例出现并且被记载下来。而渐进的调整、创新乃至日常的衍化则可能发生于各个角落,或体现为持续不断的变化。突变的带动与渐变的累积,构成为相辅相成的演变内容;惹眼的改革***,寻常的政治生态,共同塑就了一个时期的面貌格局。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从社会变迁的情形看也是类似,即便是在学术界热谈的“唐宋变革”阶段中,实际上亦是如此。
朱熹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曾经分析过赵宋开国初期的“大纲”与“节目”问题:
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卷127,《本朝一?太祖朝》)
在朱熹看来,兴弊拯坠是综合性的事业,其中关键首先在于“大纲”的更革;而“节目”则要有所因循,逐渐调整“此方是英雄手段”。这种区分轻重缓急的错落更迭,是宋初统治者们有效稳定局势的重要原因。
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所谓“保守”、“创新”,在宋人心目中并未赋予特别的褒贬意涵。在当时,保守多指保持守护,“保守祖宗基业”、“保守天下”是宋真宗以来影响颇深的政治出发点。而创新则在许多情况下背负着新建事项、开辟兴造之语义,有时会是警惕的对象。但这并不是说,宋代历史上缺乏创新之举,相反,面向实际而不图功利的基本氛围,酝酿出了层出不穷且影响久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术。对于循守前规带来的“因循之弊”,宋代士大夫的批评不绝于耳。像吴奎有关“朝廷之过,常在乎无事之时因循而不为,有事之后颠沛而失错”(卷171,《皇佑三年八月已卯条》)的说法,周必大等人对于“稍革因循之弊”(卷134,《条具弊事(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的呼吁,都为人所熟知。宋人也时而称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的认为:“新者精神之谓也” (卷1,《奏疏?都官郎官上殿札子》);有的强调:“天下旧而不复新,则其事业有所断而不复续” (卷8,《进策五道?臣事下》)。勉力通过变法改革来扭转“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卷41,《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者,则有北宋中期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
文化与社会知识
1、文化是什么
(1)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
(2)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能称为文化。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是文化的源泉)
(3)一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
每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特别是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接受知识文化教育而逐步培养出来的。
(4)人们的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
2、文化的力量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注意：影响有好有坏)，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而且表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
先进的、健康的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反动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则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阻碍作用。
3、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1)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
(2)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不同民族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4、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在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推动经济建设，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各种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越来越重要。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5、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人们为了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
文化与国际政治相互交融，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世界范围内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6、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7、中国如何应对文化发展上面临的严峻挑战?(从文化角度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