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平定天下后，主要精力开始用到如何统治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上来。刘邦首先要做的，就是南面为君。公元前202年正月，刘邦在意推辞后，在各诸侯王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汉王朝的开国君主。
刘邦称帝后，为避免自己建立的汉王朝像秦那样二世而亡，因此，取了一系列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帝位。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异姓王的问题。
在建国之初，刘邦就将韩信、英布等开国元勋分封为诸侯，他们各自“拥兵据地”，擅长军事，不少人对刘邦怀有不轨之心。这当然是刘邦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在称帝不久，刘邦就开始了“烹走狗”的削藩历程。而其中最酷烈的要算解决韩信了。
韩信在反秦起义中，先投靠了项羽，但在项羽处得不到重用，并因违反军纪而被抓，韩信想方设法地逃了出来。逃亡路上，韩信贫病交加，差点饿死在过河的船上，幸得一撑船妇人以一碗饭相救，方才活下来。之后韩信见刘邦势力日盛，于是前往投靠，但在刘邦处仍不得重用，无奈之下准备随东逃的士兵离开关中，不料途中被对他极为欣赏的萧何追了回来。之后韩信时来运转，被刘邦登台拜将，随同刘邦开始了楚汉战争的征伐，并在战争中屡屡获胜，最后将项羽逼死在江边。韩信为汉王朝立下的赫赫战功，使之成为汉初最大的异姓王。但韩信毕竟“功高震主”，使刘邦不得不对他有几分忌惮，加上韩信在刘邦这个***小儿的手下为臣，自然会落得个“兔死狗烹”的结局。吕太后命萧何用计，亲自将韩信逼死在长乐宫中。“生死一知己(萧何)，存亡两妇人(救他命的撑船妇人和吕太后)”，这副对联是韩信一生的写照。
刘邦借刀杀掉韩信后，又经过7年不懈的努力，除把长沙王吴商作为点缀外，先后消灭了其他异姓王，消除了汉王朝建国之初的一大隐患。
刘邦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较为妥当地解决了安置中小将领的问题。至于对六国的残余贵族，刘邦也同样没有忘记要消除他们。公元前198年，他接受娄敬的建议，把六国的残余贵族和各地的一些名门豪族都迁到了关中。这样一来，即便于刘邦对他们进行控制，也使他们丧失了当地的社会基础。
为了更加稳固统治，刘邦即位后还极力强化皇权。这是因为不少人仍然保持着战国以来那种“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旧观念。故此，必须从礼仪规制和观念道德上加以引导、整肃。刘邦先是确立了“冬无二日，地无二王”的皇权思想，使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称臣，不再让刘邦拜见，然后下诏尊父亲为太上皇。这样，他既可以名正言顺地拜见太上皇，又借机更加宣扬了皇帝的至高无上。后来，刘邦又杀曾在楚汉战争中放他一马的项羽大将丁公而拜把他杀得狼狈而逃的李布为官，杀鸡儆猴，百官无不震惊而抖擞拜服。
刘邦不只是引导、整合，也取铁腕手段打击权臣，巩固皇权。使汉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
在巩固政治统治的同时，刘邦还把心思放在了如何发展社会经济的思路上。经过长达八年的战乱，建国之初的汉朝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刘邦虽然沿袭了秦王朝的官僚体制，却没有继续沿袭秦王朝法家的统治思想，而是吸取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精华，加以整合升华，制定了一套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统治政策。
刘邦首先取措施，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释放囚犯，流民返乡，军人复员，解放奴婢，鼓励生育。同时，调整土地，发展地主经济。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秦的赋税制度基础上，刘邦取了轻徭薄赋政策。除了轻徭薄赋，刘邦还通过“赐爵”、“复爵”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重点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刘邦也对工商业的政策作了调整。主要措施就是放宽对私人工商业的限制。结果不仅振兴了工商业，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为了保证人民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刘邦还比较妥当地解决了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他用“和亲”策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并送给匈奴大批财物。这样一来，匈奴对中原的骚扰大为减少，汉、匈之间的关系暂时出现了和平，从而给中原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环境。
由于以上措施和政策的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大展，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然而，汉高祖刘邦也已经心力交瘁。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病逝。
汉文帝?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尽量少干涉百姓的事务，而不是什么都不做。 用现代的说法，这就是?把市场留给市场?。 这种统治意识形态虽然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增强国力，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很容易引起诸侯的叛乱。 ?
由于皇帝更不干涉，国家的王诸侯王受到的控制就少了。 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力和军队，诸侯们自然会想要造反。 此外，汉文帝初，刘氏家族为了得到百姓更多的支持，这也导致了刘氏家族的诸侯对君王的掣肘更大。 因此，公元前177年，汉文帝长兄之子造反。 但由于汉文帝有准备，他很快就被镇压了。 三年后，文帝仅存的兄弟刘长也想叛乱。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军队就被汉文帝俘虏了。 最后，他在流亡期间***了。 对此，后来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文帝实际上是故意纵容这些诸侯。 文帝即位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文帝一开始就多次与刘家的亲戚分离。 如果汉文帝即位，他就会依次清理诸侯国，这很容易导致所有诸侯国的叛乱。 ? 汉文帝的减藩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诸侯国的整体实力。 因此，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在位时，几个强大的诸侯国联合起来造反，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 随着诸侯国的消失，汉朝的稳定与和平基本得到了保障。 然后，文帝开始实施自己的政策。 例如，应进行司法改革，废除连坐制，进一步实施宽容的法律政策。 另一个例子是取消过关传令制度。 为了保证国家的稳定，汉朝不允许人们迁徙。 想要到任何地方旅行的人都需要携带官方文件。 但文帝废除了这一政策，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得更快。 ? 此外，文帝还允许私人铸币，减少赋税和徭役，并允许私人开矿。 这些政策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增强国力，使人民更加富裕。 汉文帝的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汉朝的国力。 文帝还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地养马，囤积粮食。 这些积累不仅成为边防军抵抗匈奴的基础，也成为汉武帝进攻匈奴的后盾。 在他的私生活中，文帝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汉朝的文帝生活非常简朴，几乎没有奢侈的行为。 在他的领导下，汉朝的国家运作开支也大大减少。 此外，文帝也非常孝顺，非常尊敬他的母亲薄太后，这成为一个流传后世。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政策。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治术，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着发展的「盛世」。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着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叁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叁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着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塬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前十二年还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期限;罪人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文帝又减轻了笞刑。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着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越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叁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着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
列侯封国大者至叁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归到底是地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势力的日益发展。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取姑息政策。景帝叁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应当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准确地说，汉代统治者正式搞休养生息之策，应是孝惠、高后两朝开始，孝文、孝景两朝达到顶峰，但休养生息之策中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却是从汉高祖时代就开始有了的。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汉高祖刘邦也依据民本思想施行了部分休养生息之策，具体如下：
其一：薄敛税赋。
《汉书·食货志》记载，“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这里边的“上”说的是汉高祖，“什五而税一”则比秦代的“十税一”或“十二税一”要轻很多，更关键的，并不是收多少税的问题，而是“约法省禁”，通过国家立法来减少税收，因此，汉初历代统治者才能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不断减税，最终达到“三十税一”的程度。
其二：劳力归农。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中国人经历了漫长的农耕岁月，“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耕种思维深入骨髓，但秦始皇、秦二世时代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调民夫，修筑长城、阿房宫等等，使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兄弟不能顺利、正常地完成耕种，最终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汉高祖有鉴于此，在初步完成天下一统之后，便出台法令，使劳力都能回归农业。
《汉书·高帝纪》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的一封诏书的部分内容，“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里清晰记录了，因为战乱、饥饿各种原因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可以继续做百姓，继续耕种自己原有的耕地。这一政策的出台，使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
其三：鼓励生育。
秦统一六国和秦末大乱，使中原损失了大量人口，至汉七年也就是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利用徭役来鼓励生育。《汉书·高帝纪》记载，“民产子，复勿事二岁。”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哪家哪户生儿育女了，就可以免除两年劳役。
古代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要搞建设，不但得靠收税，还得靠百姓服劳役，陈胜、吴广之所以会到大泽乡，就是因为要出劳役，劳役虽不是出钱粮，但对于百姓的重要性来说，并不比钱粮低多少，生育一个子女就可以免除两年劳役，对百姓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百姓自然乐于生育，百姓生育了，人口就多了，人口多了，人口红利就有了，人口红利有了，国家就会富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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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点，是汉高祖刘邦践行民本思想后推行的部分休养生息之策，与此同时，《史记》《汉书》中还记载了刘邦厉行节约、迁徙豪强、安定边境等配合休养生息之策的其他反映了民本思想的事迹，这些饱含了民本思想后经孝惠、高后、孝文、孝景四代君主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汉初的各项休养生息之策，总结起来就是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鼓励生育、。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主张的就是黄老之治（黄”意指黄帝，“老”意指老子,黄老学派则意为以黄帝为依托，发扬老子思想的一个学派。）
主张的就是无为而治（所谓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靠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最终开创了文景之治，为武帝的开疆拓土，扬名中华奠定了基础。
扩展资料：
无为而治在西汉初年的实例
初几代统治者常常以秦亡为戒，认识到要取得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努力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
于是，来自于黄老思想的君道无为、刑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的观念就很快转化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统治政策。刘邦去世后，孝惠、高后相继当政。
文景二帝继统之后，也继续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方针。文帝以一藩王继承大统，其时羽翼未丰，所以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这样既融洽了新旧君臣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高层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
在文景二帝统治时期，朝野内外，对黄老之术从之者甚众，著名者除胶西盖公、曹参之外，尚有陈平、陆贾、黄生、田叔等人。
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及汉初社会经济的残败，将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节欲崇俭、与民休息的观念转化成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
最具代表性的是汉文帝，他“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还明确告诉后人不许起坟，不得以金银作装饰，陪葬品都用瓦器。汉初诸帝为了达到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目的，对农业更是十分重视。刘邦在统一战争刚一结束时就宣布复员军队，释放奴婢，要求因战争而流亡的人口返乡归农，复故爵田宅。
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将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
将一年服一个月的徭役改为三年服一月，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
百度百科--无为而治
经过了反秦战争，还有四年楚汉相争、剪除异姓王。汉高祖刘邦建立起西汉王朝。 西汉初年，经济已经残破不堪，社会刚刚稳定，必须建立和制定一些制度和政策来恢复经济、巩固。 因此，西汉初期使用“黄老之学”来统治王朝，避免重蹈覆辙。而相应的要取“休养生息”政策。 所谓“黄老”，即黄帝、老子。“黄老之学”即要使用黄帝、老子的思想来统治国家。 “休养生息”，源于老子的思想中的“无为而治”，既“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不是指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 “休养生息”政策包括"轻徭薄赋",“宽刑慎罚”，就是说减轻徭役，减少赋税，减轻刑罚的同时还要慎重处理刑罚。 西汉自建立到汉武帝70多年间，经济得到恢复，社会比较稳定，为汉武帝以后“削藩”、“攘匈”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经济政策已经不适合汉武帝时的社会现状。所以汉武帝会改革，是经济基础适合上层建筑（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事实证明，“休养生息”政策符合西汉的社会现状，对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进行巩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也使得自西汉后的王朝也纷纷效法，使得王朝得到巩固
老子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的政治主张。无为，即“不为物先，不为物后”，顺乎自然以为治。无为是实现无不为 、无不治的前提和条件，“以无事取天下”。《汉书·艺文志》说：道家的无为政治主张是“君人南面之术”，道出了无为政治的基本精神。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内容。庄子更主张君主应该无欲、无为、渊静，“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的黄老之学吸取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秦末政治之后，民心思定的形势，强调清静无为，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取不干涉主义或少干涉主义，借以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的统治者都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有所收效。魏晋玄学家则通过宣传无为而治，引导人们消极、遁世、清谈、无所作为，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老子的无为思想老子的哲学并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学体系，而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一种对“道”的追寻。老子“道”的学说，就是对宇宙万物的形而上的把握。它的宗旨，不在玄远的空洞世界，而在生活的实践之中。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它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则是一种达至善治的智慧。虽然老子思想以“玄之又玄”而著称，但其背后的济世情怀，却值得反复体味。老子的哲学是一种大智慧，对于人类一切事务，包括管理在内，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其中，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无为”，在老子那里意味着“道法自然”，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即自然”，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观点。老子将“道”视为宇宙之本，而道之本性则是“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对于宇宙万物是“侍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就道生成万物、成就万物而言，道是“无不为”的；就道对于万物“不辞”、“不有”而言，道又是“无为”的。从本质上讲，这是“无为”与“无不为”的有机统一。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存在，皆是“无为也而无不为”的。老子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认为治国安民，要反对“有为而治”，而主张“无为而治”。在他看来，“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圣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把“无为”看作圣人“取天下”和“治天下”的手段。
老子既反对儒家推行“以德治国”，又反对“以智治国”。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子；国家混乱，有忠臣。”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同时老子也反对兵家的“以力治国”，反对暴力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主张“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只有推行无为而治，才能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理想社会。
无为无所不为
“无为”思想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造成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呼吁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他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为”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无为”就是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老子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这里，“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老子还曾谈道，“为无为，则无不治，”意思是说以“无为”的态度去对待社会人生，一切事情没有做不到、办不好的。因此，老子所讲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毫无作为的，而是“为无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即以“无为“的态度去“为“，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有为有所不为
老子说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说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就什么事情也做成了。在老子生活的时代，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无需统治者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用谁来“为”，一切顺乎自然地进行。而统治者一旦“为”，则是为修建奢华的宫室而催逼苛重的税赋，或是为发动吞并他国战争而拉夫抓丁。这样“为”则百姓遭殃，社会动荡，“无为”则人民闲适、社会安宁。因此，“无为”是不妄为，不乱来的意思。是说统治者行为要顺应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轻易变更，人们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努力去做。
“无为”追求的是奉献，“无为”的结果，恰恰也成为“有所作为”(有奉献)。
不争自有成
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唯独最为赞美水。他认为，“不争”是美好“水德”的一个品质。老子曾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的“不争”，一是指无私，水利养滋润了万物，而又并不从万物那里争取任何利益自己的东西；二是指与世无争，不仅是在被自己滋润了的事物那里不争，面对世间一切，它都不争。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立于不争而无忧，立于不争而有成。”
“不争之争”与无为而治（南方日报）
刘小青
东汉时期，贵人邓绥受到和帝宠爱，皇后阴氏十分嫉妒。但邓绥为人谦恭，性格柔顺，对阴氏十分尊重。与阴氏同时进见和帝，邓绥从不正坐；和帝每次提问，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从不与阴氏抢话头；每当发现自己的服饰与阴氏相同或相近时，邓绥便立即换掉，绝不与阴氏抢风头。尽管如此，阴氏仍然与人一起施行巫蛊之术，企图置邓绥于死地。鉴于阴氏的专横、阴险与邓绥的谦逊、忍让形成鲜明对照，和帝幽禁了阴氏，并在邓绥称病辞让的情况下坚持将她立为皇后。这个故事，被后代史家公认为“不争之争”的典型范例。
这里的“不争之争”，与作为领导方法的“无为而治”在道理上是相通的。这里的“不争”并非真正的“不争”，而是以“不争”为“争”的手段；“无为而治”中的“无为”也并非真正的“无为”，而是以“无为”为“为”的手段。所谓“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把“有所不为”当作治政的方法和艺术。兵法的开山祖师姜太公说，最高明的政治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的核心，道家同样把无为而治视为治政的最高境界。至于历代帝王将相，大概没有谁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来建树最大的政绩。只不过实现无为而治，实在需要领导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领导者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呢？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应把握以下五条：
1．与民休息，宽容大度。姜太公说，天有经常运行的轨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常规。君主如果能够遵守修养生息的规律，天下自然就平安无事了。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修养生息，使农业、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朝的冯梦龙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正是通过遏制勾心斗角之歪风，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团结”。
2．顺乎自然，恪守天道。汉文帝的母亲薄姬，当初只是刘邦的一个不起眼的嫔妃。尽管只被刘邦“宠幸”一次便怀上了“龙种”，但她生下儿子后仍然很少与刘邦见面。后来，薄姬不仅因未被刘邦宠爱而使母子免遭吕后囚禁，而且因儿子登基而成了皇太后。这就表明，削尖脑袋钻营即使一时得利也未必是好事，而顺乎自然即使一时失利也未必是坏事。
3．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南北朝时期，傅昭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任过州郡属官、地方长官、朝廷命官。当时，朝代走马灯似地更换，官场上混乱无序，危机四伏。傅昭之所以未遭受什么挫折并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名声，靠的就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据史书记载，他居朝廷，无所请谒；居家室，不蓄门生，不结党徒，不交私利。这些无疑是他得以善终并名垂后世的重要原因。
4．以正避邪，谨言慎行。西汉后期，政治非常***，朝廷日薄西山。是时哀帝宠信高安侯董贤并纳其妹为妃。傅皇后之父傅晏惧怕有一天会出现废立之变，飞来横祸。他的朋友桓谭说：刑罚再严，不能加于无罪之人；邪恶再盛，不能无故加于忠正之身。桓谭告诉他，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要叮嘱皇后，千万不能以巫医方技等手段与董妃争宠；其次是他自己应遣散门徒，务执谦谨，防止别人借他之势在外胡作非为。否则皇帝抓到把柄，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晏遵嘱而行。后来，董贤在皇帝的指使下想尽办法，包括逮捕傅后之弟审讯，都始终未能找到陷害傅家的借口。
5．释疑自保，激流勇退。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如何祛除皇帝的疑心，一直是宦海沉浮的关键所在。楚汉相争期间，率军东征的汉王刘邦，反常地几番派人慰问留守关中的丞相萧何。萧何为了祛除汉王的疑心，便在自己的亲族中挑选出年轻力壮的人，让其押运粮草，前往荥阳从军。如此，萧何才得到了刘邦的信任。在历史上，功成身退也是官场的一条定则。道家始祖老子认为，功成身退，乃天地之道。有许多曾经战功赫赫的英豪，如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唐朝代国公李靖等，都是因为不服老贪恋功名而不得善终。
道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乱纷争。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根据周文所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政治秩序，正在面临崩溃。用以维持这个秩序的周文，成了徒有架子的形式。儒家想藉仁、义来充实这个外在的架子，老子及庄子则认为文、礼、仁、义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形式。即使它们能够成就社会秩序，这个秩序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秩序，在这个不理想的秩序中，人们受到束缚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
像儒家哲学一样，道家哲学基本上也是一种内圣及成德之学，它最终的关怀是个人的修养以及成为一个有德之人[6]。但是，修道及成德无法脱离社会而完成，而社会如果没有**，它的存在也就发发可危。道家并非政治上的无**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道家提出一套想法，这套想法就是“无为而治”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与道家内圣及形而上的理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道家内圣及形而上的理论，最重要的论旨就是叫人顺应自然、顺性而行，而不要刻意。在庄子《刻意篇》中所列举的五种人：山谷之士、平世之士、朝廷之士、江海之士及道引之士，都是刻意而不顺性的人物。这些人违反了自然，因此也非得道之士。庄子认为只有瘪然无极的圣人，才能做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这样的人才能顺乎自然而得到自我解放。而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在于它能顺应自然，因而成就万物。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老子》第十章)又说：“道法自然。”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说是他们的形而上学及内圣之学在政治上的应用。《老子》及《庄子》二书中谈到无为而治的地方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