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友好的关系、友谊的象征。每个人都有好朋友，有人还以交上高尚真诚的朋友而自豪。有些人也许会把狗、猫、鸟等动物当作自己的朋友，是因为它们给了你些许精神上的慰籍。有些人也许会把诸如电脑、玩具、汽车等物品当作自己的朋友，那也是因为它们给你带来了物质上的享受。朋友关系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关系。简单的，仅见过一面，甚至没有见过面，就可以成为朋友。
复杂的，甚至是夫妻，还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一个国家有国际朋友。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有过许多好朋友。一江之隔的朝鲜，我们最可爱的人曾经为他们流过血。同饮一江水的越南，我们曾经帮助他们打击入侵者。天涯若比邻的阿尔巴尼亚，我们在自己还不发达的时候，无私的支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这些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是靠我们无私的付出，换来的。不知是谁说过：在国际关系中，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句话的内涵，在后来的发展中，还真是一语中的。社会上我们结交知心朋友，当然也不乏酒肉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会有意无意的结交很多朋友。有的真诚憨厚，有的华而不实，也有的相互欺骗。有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的概念是模糊的。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类聚的不一定就是一类，群分的也不一定就是一群。朋友在交往中，友谊期限的长短和相互之间的互惠关系是对等的。如果，双方在某些方面长短不一，肯定就会在另一个方面找齐。如果不是这样，朋友之间所产生的友谊，就会是短暂的。比较实际的说法，就是投桃报李，有人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诺言而信誓旦旦。在家族中相互之间都是亲戚朋友。亲戚朋友是有血缘关系的，血是浓于水的。
但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最牢固的粘合剂还是物质，只是，还需要加上亲情。走亲访友，婚丧嫁娶，都要按市情送上礼品、红包。相互之间有什么事情要冲到前面，不计得失，还要有吃亏的精神。这样的亲戚，才能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如果你还是大权在握的人，更要利用手中的权利给家人办些大事。如孩子升学、就业、升迁、调动，分房、等等，不一而足，多多益善，不然，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等你下野的时候，家里的人没理你。不过，这样的事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更不能大张旗鼓的宣传。
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有些事情只要适可而止，大家是会谅解的。在学校的同学中有同学朋友。相比较而言，同学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真诚的，因为，都是从两小无猜的时候积累下来的友谊。所以说：小学同学的友谊比中学同学的友谊要深厚，中学同学的友谊比高中同学的友谊牢固，高中同学的友谊比大学同学的友谊纯情，大学同学的友谊比社会大学同学的友谊真诚。同学之间的友谊是纯真牢固的。
之所以寒窗十年，同学之间能结下深厚的感情，真诚的友谊，主要原因是少了些经济往来，少了些功利色彩，才使的同学间的友谊之树常青。在部队上的朋友叫战友。在战争年代一起从戎，金戈铁马，南征北战，是在一起流过鲜血的战友。在一起生死与共、形影不离，所产生的友谊是终生难忘的，是不可磨灭的。
在和平时期，一起入伍，同睡一间屋，同吃一锅饭，虽然没有流过血，但是，一起流过汗。大家在一起，不记得失，需求的是友情乡情。所以，战友之情是单纯朴素的。也正是这种单纯朴素的友谊，为以后友谊的不断加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单位上的朋友叫同事。是一种缘分把这种同事朋友关系确定。说起来这种关系，甚至比夫妻关系都要近，因为人生的大好时光，大部分时间都要和同事们在一起度过。可是，这种同事朋友关系，虽然有个好的环境，却很难把关系搞好。因为，这里是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里是人的一生的利益的集散地，大家会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展现的淋漓至尽。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气氛。
当然，也会产生莫逆之交，忘年之交，至爱亲朋。但是，只要你还没有退出这个舞台，你就要在这个舞台上，根据角色的需要来表演。表演的好，也许你就成了明星，要是演砸了，听说有的人还搭上了小小性命，这绝不是危言怂听。男女之间的朋友关系最为复杂。人一出生就有了男女之别，一直到驾鹤西游都不会改变。现在科技发达了，也有改变的，无论什么原因，来的都不是那么自然，虽然，当今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宽。男女之间，在青梅竹马、举案齐眉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男女意识，因此，才有了两小无猜之说。
孔子曾经提出过“益友”的三个条件。首先是直。直不但是心里不拐弯（正直），而且是嘴上也不拐弯（直率）。一般人，做到“正派”并不难，做到“正直”就难一些了。而要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错误就说出来，尤其是敢于对自己亲近的人（如朋友）直统统地说出来，做到“直率”，就非常之难。难之一在于碍于情面，很难说出口；难之二在于顾忌功利，很难下决心。于人有损（伤了对方的面子），于己无利（自己并无好处），便很难会有人去做这种“蠢事”。然而直言虽然难听，却是出于“真爱”。故如能得一“直友”，实乃人生之大幸。
其次是谅。朋友犯了错误，自己能够“谅解”；或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自己能够“原谅”，这并不算很难。但是，要真正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予以“体谅”，就不容易了。尤其是他干了公认“不仁不义”的事，直接损害了自己又没有道歉，还能不顾自己背上黑锅而予以“曲谅”，那就真是其难无比！一个看重名誉的人，为了名声而“直”，还不难；一个追求实利的人，要他不顾名声而“曲”，也不难；而要一个人既不顾名声又不顾实利地去“曲谅”朋友，就几乎难得“不合情理”。但只有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第三就是“多闻”了。博学多闻的人，当然也是“益友”。相反则是“损友”。“损友”也有三个特点。第一，外表堂堂正正，但说的都是官话、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表面上无可挑剔，内心却并不正义，所以是“不直”；第二，只知逢迎讨好对方，甚至不惜附和错误，“指鹿为马”，表面体贴谅解，内心却并无真诚，所以是“不谅”；第三，夸夸其谈，言不及义，表面上能言善辩，内心却胸无点墨，当然不能算作“多闻”。这三种人，颇具迷惑性，其实最害人，所以是“损友”。
因此，君子的交友之道，就有以下几项原则：
第一是“尚自然”。不强交（不强迫别人交朋友），不苟交（不随便和别人交朋友）。真正的朋友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可以去寻找机遇（寻师访友），但不能制造机遇。轻率就更不好。“生死之交一碗酒”，爽则爽矣，其实靠不住。
第二是“超功利”。因“利”而勾结者，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朋党”（狐朋狗党）。这种人，因为唯利是图，所以利相一致时，便狼狈为奸；无利可图时，便作鸟兽散；一旦利害冲突，便反目为仇，互相厮咬，哪里还有“情谊”可言？只有因“义”而结交者，才既可为正义而并肩战斗，也才可能在一方有过时，敢于直言而成为“直友”，或因大义而曲谅其小过，成为“谅友”。
第三是“去嫌疑”。朋友之交，贵在忠信，一有狐疑，便生嫌隙。故曰“识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这里最难做到的是“小嫌不可不略”。因为正派人都难免清高甚至孤高，常自诩为“眼里容不得一粒砂子”。对自己固然要求严格，对他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有资格”和自己交朋友的人）要求也不会低，而且往往认为那不过是“起码”的要求。于是，小有不满，便课以大罪名，一心只想关系正了又正，友谊纯了又纯。结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最后只能孤立自己。真正的“君子之交”，诚应“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着眼大处，不拘小节，求同存异，才是长久之计。
第四是“多宽容”。宽容是双向的。既要对朋友宽容，也要对自己宽容。不能因为自己做得到，就指责他人有过失；也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就觉得没脸见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每个人，都有力所能及者，有力所不能及者，总有做得到和做不到的事。所以，既不必苛求于人，亦不必苛求于己，以免失去了朋友之间的平等。
第五是“有肝胆”。能不能“去嫌疑”而“多宽容”，全在于有无“肝胆”；而有没有“肝胆”，又全在于“超功利”。实际上，君子因为重义轻利，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得失都无所萦怀，自然胸怀坦荡；小人因为重利轻义，或害怕所求不可得，或害怕所得不能保，或害怕所保不能全，自然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这就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与人交往时，君子襟怀坦白，安详舒泰，从不以强凌弱，仗势欺人；小人则衿己傲物，惟恐失尊，难免盛气凌人，不依不饶。这就叫“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同理，君子求义，只须反躬自省；小人逐利，势必趋炎附势。这就叫“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者，相互之间没有利害关系，衿而不争，群而不党，自然淡泊宁静；求诸人者，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少不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说些甜言蜜语，给些蝇头小利。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益友与损友，岂非正是君子与小人之别？下篇忍与事业我们的祖先既有因为忍让而成就大事的成功经验，也有不知忍让而败事的惨痛教训。比如，蜀主刘备，他可算是三国时期的一代英豪，但他在关羽大意失荆州被东吴之后，一时感情用事，失去理智，不知忍让，不听诸葛亮等人的劝阻和东吴的赔礼求和，而亲率大军600万进攻东吴，被东吴年轻将领陆逊火烧连营六百里，蜀军全军覆没，元气大伤，虽有诸葛亮等忠臣鞠躬尽瘁拯救蜀国，但也未能挽救蜀国灭亡的命运。由此看来，蜀国的过早灭亡与刘备的不知忍让是分不开的。
忍让是做人的一种大智慧。我们提倡忍让，但不是软弱。我们并不提倡丧失人格的无原则的忍让，该斗争时要斗争，但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
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译成现代文就是：从前舜帝告诫禹说：“你只要不夸耀自己的贤能，那么天下就没有人与你争能；你只要不夸耀自己的功绩，那么天下就没有人与你争功。”说明只有谦让才能留有余地，才能诚服众人。
老子的《道德经》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委曲便可求全，屈就反能伸展，低洼反而充盈，敝旧反能更新，少取反而多得，贪多反倒迷惑。所以圣人总是执着地追求一个方面，为天下人思考最普遍的理论准则。不老是光顾自己，因而明智，不自以为是，因而开明，不妄自菲薄，因而能取得成功，不骄傲自大，因而有长进。只要你不同别人争权夺利，天下人自然不会同你较劲。古训所谓委曲求全，难道是一句虚托之语吗?正是这种诚意的委曲，才获得了求全的效果。
疾病分类，是把数千种病伤按一定标准（如疾病发生原因；病伤部位；疾病过程临床表现等）分成若干大类（母类），大类下面再分成小类（子类）。所有病伤都各自分在一个类中，有类可归。分类的疾病名称，可以准确反映疾病发生规律和个体病例特征，成为临床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疾病的规范与标准。
国际疾病分类（ICD），始由1853年，定期修订。目前使用的是第九、十次修订本。ICD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进行疾病、损伤和死亡原因统计必须遵循的标准化分类方法。以往我国在防治疾病的实践过程中，中医学和西医学并存并用。关于中医学的病名及分类，《卫生统计学》（1990年版）称“中医学以‘证’为病名，根据证候特征和脏腑系统以区别各种疾病”；《临床流行病学》（1995年版）称“中医则将疾病分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诸类。
中医学疾病名称及分类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内经》。《实用中医内科学》（1985年版）说“《内经》对‘内科’病证的记叙达200多种……给中医内科疾病的分类、命名奠定了基础”。《内经》是我国古典医学里的理论之母，由若干隐名学者结集当时文化和医学成就，汇编成《素问》和《灵枢》各八十一篇。至汉以后医家认为《内经》内容广泛，“文义高古渊微”；因非出自一人手笔，“其论病证脉候、脏腑经络、针灸方药，错见杂出（交叉重复），读之茫无津涯，难得其窾会”。于是出现对《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其中有一类方法为“以类相从”，进行“类分”研究，包括对疾病进行分类。如隋代杨上善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列：“诊候；证候；藏府病候；伤寒；寒热；风；气；杂病”等卷目，归类《内经》认识的疾病。
明代张介宾编著的《类经》，是现存全部类分《内经》最完整的一部，其书第三十一卷名“会通类·疾病”，指出“疾病一类浩繁难悉，今所***者，或摘其要，或总其题，观者仍当于各类细求之”列疾病三十大类（目），分类《内经》疾病。以疾病发生的原因，列“时气病、风证、伤寒、情志病”四大类；以疾病的病理变化，列“阴阳病、虚实病、寒热病”三大类；以病伤部位，列“经络藏府病、气血津液病、头项病、七窍病、胸胁腰背病、皮毛筋骨病、四肢病、胎孕、阴病（阴器，前阴、后阴）”九大类；以疾病过程主要临床表现，列“喘咳呕哕、肿胀、诸痛、积聚症瘕、癫狂惊痫、消隔、厥痹痿证、汗证、卧证、疝证、肠澼泄泻、痈肿”十二大类；最后，列“杂病”（其它病伤补充分类）、“死证”（相当于急危重症与死因）二大类。以“阴病”类为例，将《内经》病名：“小便遗数、遗溺、闭、癃、溺血、睾痛、阴痿、白*、阴挺、带下、痔”等列在其中。这种“以类相从”进行类分研究的方法（包括病名），为后世医家论病、著作所引用。就从现代医学疾病命名、分类原则和方法对照来看，有相似之处，也还是比较合乎科学的。
随着中医学发展创新和医、教、研的需要，如再编制或评价中医疾病分类（表，教材）时，应考虑防治疾病任务的需要，参考当代医学发展水平，并尽可能保持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国内、国外的疾病分类的可比性，以保证疾病分类准确，适应中医学的自身发展和疾病防治的需要。
《汉书》为蒯通等人作了专门传记，其中记载了蒯通的主要事迹四件，一是游说范阳令投降陈涉派出的进攻赵国故地的大将武信君，二是鼓动韩信袭击已经被郦食其说降的齐军，三是劝说韩信背汉自立，四是以乞火的譬喻劝说时任齐相国的曹参接纳人才。
可是翻看《史记》，却没有蒯通的传记，他的事迹随文散见于别人的传记里。第一事见于《张耳陈馀列传》，第二、三事见于《淮阴侯列传》，第四事无载。虽无专门传记，但蒯通的几段辩说之辞写得很精彩，思理缜密，雄辩有力，颇能够倾动人意，虽在秦汉之间，实有战国之风。
为什么《史记》里没有蒯通的专传，而班固在《汉书》里却为蒯通写了专传？
从《史记》的角度来看，《史记》全书基本是根据人物历史地位及时代先后顺序，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组织编排人物传记次序的。《史记》编排秦汉间人物传记的时候也基本***用了这一原则。在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有明显的分界人物。本纪里从《项羽本纪》起进入秦汉阶段，《高祖本纪》紧承其后。高祖既是秦的终结者又是汉的开创者，而项羽纯属秦汉间过渡人物。世家里，陈涉以首倡大义的壮举，列在春秋战国诸世家之后汉朝《外戚世家》之前，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列传里，张耳的年辈比较大些，当时影响也大，高祖曾经作过他的门客，就排在了这部分人物传记的前面，而且张耳最后作了赵王，这和紧随其后的《魏豹传》《田儋传》《韩王信卢绾传》连在一起，恰好显示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历史真实，就是自陈涉首义以来，六国旧贵族也乘势而起风起云涌的状况。赵王张耳、燕王卢绾不是六国之后，魏豹、田儋、韩王信，再加上项梁立起来的楚怀王，这四国是旧贵族的宗族。同时，在《张耳列传》《魏豹列传》《田儋列传》《韩信卢绾列传》这几个传记之间插入了黥布、淮阴侯韩信两个重要将领的传记，以显示当时除了诸侯王层面的状况外，著名战将层面的状况。此后又紧锣密鼓地排列了此后一系列将领层面的传记，就这样把秦汉之间波澜壮阔的历史面貌呈现出来了。而蒯通的主要事迹在《淮阴侯列传》里就基本结束了，如果要插一个《蒯通传》，那就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但这势必会打乱秦汉之际人物传记的内在联系，影响整部分结构的紧凑性。从《史记》安排秦汉之间人物传记的次序来看，每个人物的传记安排得非常紧凑，以至于司马迁不知道把此人的传记安排在哪里，没有给蒯通一个合适的位置，他似乎来不及或许甚至觉得没必要再横插一个《蒯通传》！好在司马迁觉得自己把蒯通写得也比较详尽了，没有专传就没有吧。但他也还是作了一个牵强的补偿。还记得刚才提到的《田儋列传》么？这是讲齐国旧贵族田氏的，和蒯通有关的，就只说韩信袭破齐军这一个***。传中也只说了一句：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按照《史记》的体例，每传末尾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对该传进行评论。出人意料的是，《田儋列传》末尾的“太史公曰”本该集中笔墨评论田氏，却起手用了较大的篇幅评论了一番蒯通！只在末尾仅用一二句提了下田横的高节，喧宾夺主，匪夷所思！这也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张耳列传》中虽然有蒯通的事迹，但那会儿时间还早些，说韩信的重头戏还没出现，再说《张耳列传》的主旨也不容许随便插入蒯通的评论。《淮阴侯列传》里写蒯通相对比较详细，按说如果要评论蒯通，附于《淮阴侯列传》更合适一些。但《淮阴侯列传》作为杰出历史人物的著名传记，是司马迁精心结撰千古名篇，他绝不忍心也绝不允许打破完美乱插这一杠子。于是想来想去，只有放到结构虽然重要内容却并不精彩的《田儋列传》里了！
再从《汉书》编排来看吧，班固在吸收《史记》编排体例成就的基础上，审视整个西汉阶段的历史特点，更加科学缜密地安排了人物传记。列传类里，赫然在目的是《陈胜项籍列传》，真是好极了。前面说过，在《史记》里他们分属不同的传记类别，这是司马迁的有意安排。在《汉书》里，他们同属列传，且二人合传，他们的历史地位相当，陈胜打响了反秦的第一枪，项羽则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他们是刘邦开创一个新王朝的先驱。这样安排准确地把握了二人的历史定位，把两个不是汉代人物的传记排在了在汉朝断代史的最前列，这本身就体现了班固对二人历史贡献的高度肯定。紧随其后的是《张耳陈馀列传》，张耳辈份大，排列靠前，与史记相同。接下来《汉书》把《史记》独立成传的魏豹、田儋、韩王信三个旧贵族的传记合为一卷，既能体现六国旧贵族在反秦事业中的状况，又把历史内容材料更紧密地组合在一起。再下来班固又把《史记》中或独立或与他人合传的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吴芮几人合为一传。这样似乎做比《史记》更为合理，这数人是打下汉朝天下贡献最突出的人物，他们是一类人物，突出体现了《汉书》在结构组织上以类相从的原则。后面的萧何曹参合传，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合传等等，也是如此。这样众多人物合传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作者不能酣畅淋漓地记述其中更为杰出的人物的事迹，给人的感觉是用同样的力量剪裁史料，无法突出杰出人物的形象。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是凝聚着司马迁的深厚情感和全部才华的精心之作，有着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而《汉书·韩彭英卢吴列传》却只能让人感到班固对这几个历史人物下了一番精心裁剪之功，缺少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这就说到了为蒯通立传的问题。班固继承了《史记》以类相从的编排原则，大刀阔斧地合并了很多人的传记，虽则会影响传记的艺术性，但却加强了传记之间的历史逻辑性。再加上新的历史赋予他的丰富内容，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位置安排蒯通和蒯通们传记。班固大概看出了司马迁欲为蒯通立传而不得的尴尬，所以特意要写出蒯通列传。但是单独给蒯通一人作传，似乎分量还不够，上不如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下又不如鲁连的排难解纷高蹈尘世，其历史意义似乎要大打折扣。但班固不愧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以类相从原则的指导下，努力挖掘历史人物之间的共性，探求历史人物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从中提炼出人物、***足以警示后人的深刻意义。于是他以蒯通为参照，把目光投向整个西汉阶段，为蒯通找了三个伙伴：伍被、江充、息夫躬。将此数人打包合并，于是《汉书·蒯伍江息夫列传》就此问世了。
蒯通是辩士，其事已如前文所述。伍被是淮南王刘安门下才能突出的人才，淮南王有反叛汉朝之心，伍被多次进言称美汉朝劝阻刘安，无奈刘安贼心不死，伍被被迫为其叛汉出谋划策，最终刘安失败，伍被也被朝廷诛杀灭族。江充为武帝时人，身材高大魁梧，受到武帝宠爱，被任以要职。江充执法果敢，雷厉风行，公卿畏惧。曾得罪太子，武帝年老，江充害怕将来太子即位会报复自己，借受命处理巫蛊之事，在太***中挖掘出桐偶人，欲借此诬陷太子。太子不能辩白，发宫中兵捉拿并杀死了江充。武帝知道后震怒，太子逃亡，官吏追捕甚急，太子最终***身亡。后武帝了解到太子在情急之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并没有反叛的意思，而是江充心怀奸诈有意陷害太子，于是下令诛灭了江充的家族。息夫躬是哀帝时人，年轻时为博士子弟，博览儒家经传和诸子之书。曾上书皇帝，得到诏命，等待任用。当时哀帝生病，厌恶有人借神异之事诅咒皇上，正好无盐地区传言有大石自立开道，预示有人要当皇帝。息夫躬趁机告发东平王刘云日夜诅咒祷告，希求非分之想，致使东平王被抓身死。
这数人的共性在哪里呢？看看班固在传后所写的赞语便明白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赞曰：仲尼“恶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说而丧三俊，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于危国，身为谋主，忠不终而诈雠，诛夷不亦宜乎！《书》放四罪，《诗》歌《青蝇》，春秋以来，祸败多矣。昔子翚谋桓而鲁隐危，栾书构郤而晋厉弑。竖牛奔仲，叔孙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嚭谗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皆自小覆大，繇疏陷亲。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这四人的共性在于一个“覆”字。蒯通的辩才，但在作者看来正是属于孔子所深恶痛绝的那种“伶牙俐齿”“巧言善辩”，就是因为他能“利口覆邦家”啊。蒯通一说而三俊丧失，亨郦生，败田横，骄韩信。平心而论，蒯生此举实欠厚道，有损阴德，所以班固憎恨地说：“没把你烹了，够***的了！”淮南王刘安久怀异志，虽国除身死，“覆亡”有道，但伍被不能谏止，反而出谋画策，事急又诣吏自首，正所谓是“忠而不终”，即使与淮南王反复辩论时“雅辞多引汉美”，也没能挽救族灭的命运，班固评价说：“这不也是应该的吗？”“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这两个人是“自小覆大”，就是以小人物的低微身份用不光彩的卑鄙小人的诬告手段倾覆了地位在上的人物，一位是太子，一位是诸侯王，这得有多奸诈有多自私自利才能做得出来。作者从征引《诗》《书》开始，枚举春秋以来“自小覆大”的史实，俨然把江充、息夫躬等列入历代奸险小人的行列，接连发出“这样的人怎能不令人畏惧呢”的感叹，给后世的读史者以深刻的思考和警示。所以作者给这四人合传的深意就不难体会到了，其意义自然远大于给蒯通或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作传。
（资深传统文化研读者，歇傅童先生作品。）
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出处：《史记·伯夷传》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赏析：
1.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从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2.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3.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4.条理清晰。
人以情投意合而相聚,物以同样种类而相集。
意思是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反之就分开，是朋友之间门当户对、志同道合的统称。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相互识别，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会相互欣赏，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成为知已好友。
你想要什么样的好朋友，你得先活成什么样的人。出处：《战国策·齐策三》。
靠着朱砂的变红，靠着墨的变黑。比喻接近好人可以使人变好，接近坏人可以使人变坏。
同类的东西聚在一起。指坏人彼此臭味相投，勾结在一起。
出处：宋·释普济《五灯会元》：“有句无句；明来暗去；活捉生擒；捷书露布；如藤倚树；物以类聚。”
造句：
1.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同样性格的人更加合得来，也许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吧。
2.很多人都说物以类聚，如果我们想认识一个人的为人做派，可以首先从他的朋友去观察。
3.我个人理解是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聪明人喜欢和聪明人说话办事，不和傻瓜讨论一些没意义的东西。
4.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社会中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史记》的贡献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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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等各种人物的风***，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