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无闻读音-湮没无闻与销声匿迹的区别

1.范晔修成后汉书的故事：突出了妇女的地位

2.唐朝宁原悌所任的谏议大夫是个什么官？

3.谁知道那个“金镶玉”传国玉玺的故事及下落？

范晔修成后汉书的故事：突出了妇女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饱尝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之苦的广大妇女,其地位一向是卑微低下的。与这种社会现实相适应,长期以来封建史学家们在撰写史书时,没有为妇女立传,她们在历史中也没有占有应得的一席之地,致使许多优秀、杰出的女性湮没无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宋代,范晔写出后汉书以后,才得到彻底改变

范晔,是顺阳郡顺阳县人,南朝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造诣,同时,以学取仕,在晋朝都当过大官。他的父亲范泰也是如此,擅长经学研究,写得一手好文章,先后在东晋和刘宋政权担任要职。出身在家学如此醇厚的家庭里,范晔自然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史书上说,他从小喜欢学习,广泛阅读政治、哲学和历史著作,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很漂亮,还精通音乐,真是多才多艺。不过,由于他是妾生的庶子,在家里受到兄长们的排挤,后来过继给堂伯,承袭了一个地位不高的爵号。范晔初入仕途时,在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手下任职,颇受信任,屡屡升迁。可他不拘小节,公元424年,已是彭城王的刘义康生母去世,安葬的头天晚上,他竟在酒醉之后,开窗偷听挽歌取乐,惹得刘义康雷霆大怒,把他贬到宣城做太守。这以后,范晔闷闷不乐,为排遣烦忧,便在专记东汉历史的各家著作的基础上,增损删补,裁以己意,撰成后汉书100卷。宋文帝很欣赏他的才能,委以要职和重任,范晔因此受到同僚们的冷嘲热讽、嫉妒排斥,郁郁不得志。公元445年,范晔的外甥谢综等人准备拥戴刘义康为帝,取代宋文帝。范晔也参与谋划活动,事情败露后,于当年年底被,年仅48岁

范晔写后汉书时,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另有序列。由于中年遇害,未能完成这一计划。实际上他只完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序列没有写完,十志委托给当时另一位史学家谢俨执笔,即将完稿时,谢俨与范晔一同被杀,这部分书稿从此不知去向。后来,南朝梁代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根据范晔生前曾盛赞晋代司马彪所写的关于东汉一代的八志这一线索,撷取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移入后汉书,弥补它无志的缺憾。所以,我们今天见到有纪、有传还有志的后汉书,实际上并非出自范晔一人之手,只不过主体部分是由他完成的

范晔前后,关于东汉历史的著作多达几十种,可是,他的后汉书问世以后,其它著作就逐渐销声匿迹,湮没无闻了。这说明,他的后汉书具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也正是后人所关注、探讨和称颂的地方。确实,无论从体裁的编撰技巧,还是从内容的思想性来说,范晔的后汉书都堪称是一部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地位

在编纂体例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后汉书突出了妇女的地位

后汉书特立列女传,不光颂扬恪守封建道德的所谓贞节女性,对那些才华出众的女性更是推崇备致。所以,他把博学多识、通晓音乐的女才子蔡文姬收入传中,却将她那位贤而知义的姊妹拒之传外。在广大妇女被严重桎梏于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里,敢于率先在史书中,公开为妇女立传,肯定她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其次,范晔针对东汉一代的社会特点,记述人物时以类相从,特辟文苑、党锢、宦者、独行、逸民以及列女等类传,分别叙述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重节义的士大夫、专权的宦官、孤傲的名士、沽名钓誉之徒,这样,既可节省篇幅,行文简洁,又足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便于后人了解和研究

再次,范晔写后汉书时,距东汉已有200余年,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需要考虑,这使他能够据事直书,无需隐讳什么。评价人物时,持论公平,褒贬得当

此外,后汉书用辞简练,文笔优美,议论恣肆,可谓文采灿然一新,这也为该书增色不少,使它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特别是人物传记部分,读来生动感人。

唐朝宁原悌所任的谏议大夫是个什么官？

谏议大夫:官名。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置谏大夫，掌议论，属光禄勋。无定员。东汉世祖时改称谏议大夫。唐左、右谏议大夫分属门下省与中书省，各四人，掌侍从规谏。宋初沿其制，后置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之长。辽金沿置。明初置，不久废。《后汉书.百官志二》：“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宋史.职官志一》：“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同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又“右谏议大夫......与门下省同，但左属门下，右属中书。” 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书记

秘书省:官署名。南朝梁时，改前代秘书监为秘书省，专掌文艺图籍，陈、隋因之。唐初复称监，后又改兰台、麟台。至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再改为秘书省。下领太史、著作二局。宋代沿置。明废。《新唐书.百官志》：“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一人，从五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通典.职官八.秘书监》：“梁曰秘书省。陈因之，后魏亦有之......隋秘书省领著作、太史二曹。”《宋史.职官志四》：“秘书省。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

秘书省校书郎：相当于现在的行政部门的校对

监修国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早

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

（注：《魏书》卷35，《崔浩传》。）。这里的“监秘书事”实际就是

监修国史（注：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纪北朝

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台湾学生书局1990版，第413页。）。 北齐

修撰国史，监修人员径称“监国史”，当时重臣如高隆之、赵彦深、祖

珽等均曾兼任此职。北周无“监国史”之名，但大臣赵善曾“监著作”

（注：《周书》卷34，《赵善传》。），实即监修国史。唐朝设监修国

史，就目前史料来看，肇始于贞观时期房玄龄担任此职，具体时间各书

记载则稍有歧异，如《贞观政要》卷2《任贤》说是“（贞观）三年，

（房玄龄）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则云：“（贞观）三年……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

公、监修国史。 ”据此， 房玄龄之出任监修的时间一说为贞观三年（

629）一说为四年（630）。但按《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 房升任

尚书左仆射在贞观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 因此《旧唐书

·房玄龄传》的记载应有误，监修国史之设当依《贞观政要》，在贞观

三年（629）。贞观三年（629）之后，监修国史的设置遂形成定制，直

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制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加强

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对这项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语

焉不详，或有错误。兹谨掇拾有关史料试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制

度的认识。

一、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

监修国史，作为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责

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高宗咸亨年间，大臣许敬宗曾主持

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便由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引左史李仁实

专掌其事”（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进行刊

改；中宗景龙年间，名史家刘知几曾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工作，

据他自己说，是奉监修国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时》

。）。《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有如下一段记载：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

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

又以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

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垍有隙，又以垍抱病方退，不宜

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垍亦更移散秩。

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

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 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

810）十月由裴垍等撰成奏上， 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

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

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

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

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职》。），这也从

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

第二，负责史书编修工作。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月， 大臣韦巨

源等五人同时担任监修国史，时为史官的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

史之弊”，愤然“求罢史职”（注：《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

杂录下》。），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

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

三公，适从何在？”“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

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

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

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

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

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比者伏见明公，

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

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

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注：《史通》卷20，《忤时》。）从

刘知几的这几段话来看，对修史原则做出具体的斟酌决断，对修史人员

做出适当的分工安排，对修史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都在监修国史

的职责范围之内，只是景龙年间，监修过多，没有较好地履行上述职责，

才招致刘知几的强烈不满和严辞批评。

第三，裁断疑难。唐朝曾在宫禁之中设立史馆，作为修撰国史的场

所，目的是“重其职而秘其事”。但玄宗开元年间，却屡有犯禁，“张

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使“国之大典，散在数处”。针

对这种情况，开元十五年（727）， 宰相李元纮建议“望勒说等就史馆

参详撰录”（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又，李元

纮提出建议的时间，《唐会要》作“二十五年”，其时李元纮早已作古

，显误。）。两《唐书·李元纮传》均未载其曾任监修国史，然从诸书

看，从开元十五年（727）监修国史张说致仕至十七年（729）宰相萧嵩

出任监修国史，其间缺乏监修国史的人选记载，而此时恰为李元纮宰相

任期，承乏者当即李元纮，提出上述建议则是他尽了监修国史的职责。

永贞年间，“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为了纠

正这种“乖阙”，监修国史韦执谊建议“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

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

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注：《

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又，韦执谊提出建议的时间，《

唐会要》作“贞元元年”，韦执谊之任相在永贞元年（805 ），《唐会

要》误。）馆外修史虽为监修国史们一再反对，但由于史官均系兼职，

为保证修史的连续性，有时又不得不采取变通措施。这也由监修国史提

出解决办法，如长庆三年（823）， 史官沈传师出任湖南观察使，他所

负责的一部分史稿，就由监修国史杜元颖上书皇上，“伏望勒就湖南修

毕”（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

第四，审正史稿。史书修成之后，在奏呈皇帝以前，都要先经由监

修国史审正。如宪宗元和年间，史官韦处厚撰成《顺宗实录》三卷，但

监修国史李吉甫认为“未周悉”，又令史官韩愈重修。韩愈与其他史官

沈传师、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寻检诏敕”，终于修成五卷本新《

顺宗实录》。韩愈本人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

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

录”。即使这样，李吉甫仍然“慎重其事”，将《顺宗实录》带回家中

，“欲更研讨”。（注：《韩昌黎文集》卷8， 《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

》。）

除以上数点外，监修国史有时还亲操刀笔参与修史工作，高宗时，

许敬宗任监修国史，为国史写了“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

“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注：《史通》卷12，《古今正史》。）

宪宗时，裴垍任监修国史，参与了《德宗实录》的写作，《旧唐书》卷

120《郭子仪传》后的史论就出自他的手笔。

二、唐代监修国史制度的演变

自贞观时初设，以迄唐朝灭亡，唐代的监修国史制度在近三百年的

时间里，还经历了若干变化：

——监修国史的员额有所变化。唐朝三百年，各个时期监修国史的

员额并不完全相同。太宗贞观时期实行的是一相监修制，终太宗之世，

只有房玄龄一人担任监修国史。《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说“（贞

观）二十二年，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监修国史，赐爵蓨县公”

，似乎高季辅曾于太宗末年担任监修国史。但按《旧唐书》卷4 《高宗

纪上》，高之任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是在贞观二十三年（649 ）五月

太宗驾崩之后，因此，高之任监修国史亦应在高宗统治之初。

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开元前期，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

即同时间往往有数位宰相担任监修国史。如高宗永徽四年（653）， 担

任监修国史的有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柳奭、

来济等七人；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月，担任该职的有韦巨源、 纪处

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五人；玄宗先天元年（712）八月， 窦

怀贞、刘幽求、魏知古、崔湜四人同时被任命此职。

自玄宗开元后期起以迄唐亡，再次实行一相监修制。但这时的监修

国史并不是像贞观时期那样由某人长期兼任，而是逐渐演变为某一级别

宰相的固定兼职，具有身份标志的意味，如在宣宗及其以后诸朝，监修

国史例由次相兼任。（注：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云：“唐制，

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正字犯宣祖庙讳）

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按诸有关记载

，实应为：首相为太清宫使，带弘文馆大学士，次相、第三相依次带监

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第四相不带衔。又，台湾学者张荣芳先生认为

宋敏求所云是太宗朝“史馆制度初立时的情况”。按，弘文馆初设于高

祖武德四年（621），称修文馆，太宗贞观九年（635），始改称弘文馆

，但只有学士，无大学士，后名称数易，至玄宗时方复旧。集贤殿，太

宗时无此称，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始改集仙殿为集贤殿， 改丽正殿

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至于以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分

别入衔，更是很晚以后的事，如敬宗时牛僧孺尚以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同

时兼任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文宗时宰相贾＠①也曾同时兼任过集

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因此，宋敏求所云决非贞观年间史馆制度初立

时的情况。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三章第一节《史馆的

创立及其演变》，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版

，第52 页；又见所著《考论得失，惩恶劝善》一文， 载郑钦仁主编《

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2年版。）有学者认为，唐朝后期昭宗、哀帝两朝“又再复行多相监

修之制”，（注：《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三章第一节，《史馆的创立

及其演变》，第55页。）显然是不了解唐朝后期监修国史制度的特点。

——监修国史的身份偶有变化。国史的取舍褒贬，关乎当权者的荣

辱利害，因此，北魏以来，监修国史者例为国家重臣。在唐朝，担任监

修国史者则绝大多数都是宰相，如前举房玄龄、长孙无忌、于志宁、高

季辅等等无一例外，但偶尔也有其他人员充任，如高宗朝的令狐德棻、

武周时期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注：关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之任监

修，两《唐书》本传均无记载，但《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

史》所载时人吴兢开元十四年（726）七月的奏疏称：“臣往者长安、

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

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是则张昌宗、张易之亦曾

为监修。二张为武则天幸臣，其任监修亦当在武则天时期，或即长安年

间。）、玄宗朝的姜皎，或为史界泰斗，或为皇帝宠臣，均非宰相。武

三思于证圣元年（695）初任监修国史时为春官尚书， 两年之后方才升

任宰相。当然，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而且全部发生在玄宗开元初期及其

以前，之后便销声匿迹，无复如此。

——监修国史的名称曾有变化。玄宗以前，监修国史之称号恰如其

名，玄宗至德宗时，改称“修国史”，德宗之后又恢复旧称，以迄唐末

附：唐代监修国史名录

有唐一代，从太宗时起至唐朝灭亡，有许多大臣曾经担任过监修国

史。然而，由于史料的阙如，不少已经湮没无闻，现在可以考知的仅有

110人，兹按时代先后将其胪列于下：

太宗时期：房玄龄。

高宗时期：高季辅、张行成、长孙无忌、于志宁、柳奭、来济、

褚遂良、韩瑗、令狐德棻、李义府（注：李义府在高宗时期曾两任监

修国史，第一次在永徽六年（655）七月至显庆三年（658）十一月，第

二次始于显庆四年（659）七月，龙朔二年（662）七月丁忧去职，九月

起复，龙朔三年（663）四月，因罪流放。）、崔敦礼、许敬宗、刘仁

轨、郝处俊、李敬玄、高智周、崔知温。（注：《旧唐书》卷59，《许

圉师传》：“显庆二年，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

张荣芳据此认为许圉师曾于显庆二年（657）担任监修国史，恐非。 因

为据《旧唐书》卷4，《高宗记》， 许初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在显庆四年

（659）四月，许传所载时间显然与此不符。据《唐会要》卷63， 《史

馆上·修国史》，显庆四年（659）二月以前， 中书令许敬宗等曾“受

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许圉师曾参与其

事，其时他的身份很可能就是“兼修国史”。许传的记载当是将“同中

书门下三品”误置于“兼修国史”之前。《新唐书》卷90许传未载许圉

师任监修国史事，或正是有鉴于此。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

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1页。）

武周时期：武承嗣、范履冰、武三思、李峤、朱敬则、韦承庆、张

易之、张昌宗。（注：《新唐书》卷61，《宰相表上》：“（圣历元年

）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

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荣芳据此认为姚崇曾于武周时

期担任过监修国史。细玩此段文字，可知张氏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显然

是因为句读时，误将“麟台少监监修国史”上属，当成了姚崇的新职务

。正确的句读应为：“（圣历元年）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

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

台平章事。”此外，还应指出，《新唐书》此段关于李峤原官衔的记载

可能存在错误，如据两《唐书·李峤传》，李峤任相前曾为知天官侍郎

事，并未知凤阁侍郎；他任相前为“兼修国史”，而非监修国史。张说

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

2页。）

中宗时期：豆卢钦望、祝钦明、张柬之、魏元忠、杨再思、李峤、

萧至忠、韦巨源、纪处讷、宗楚客、韦安石、唐休璟、苏瑰、韦温、赵

彦昭。

睿宗时期：张说、陆象先、岑羲。

玄宗时期：窦怀贞、 刘幽求（注：刘幽求曾先后于先天元年（712

）八月和开元元年（713）八月两度出任监修国史。）、魏知古、 崔湜

、张说、姚崇、姜皎、宋璟、苏颋、李元纮、萧嵩、张九龄、李林甫、

杨国忠。

肃宗时期：李揆、萧华。

代宗时期：元载、杨绾。

德宗时期：崔佑甫、张镒、关播、刘从一、李泌、齐抗。

顺宗时期：韦执谊。

宪宗时期：裴垍、李吉甫

穆宗时期：杜元颖。

敬宗时期：牛僧孺。

文宗时期：韦处厚、路隋、贾＠①、李固言、郑覃。

武宗时期：陈夷行、李绅、李让夷、郑肃。

宣宗时期：周墀、崔铉、崔龟从、令狐绹、魏谟、郑朗、崔慎由、

萧邺（注：《旧唐书》卷166，《白敏中传》：“会昌末， 同平章事，

兼刑部尚书、集贤史馆大学士。”张荣芳认为此处的“集贤史馆大学士

”即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按唐朝后期，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

例由宰相分任，因此，此处的“集贤史馆大学士”似乎应为集贤殿大学

士之误。当然，白敏中在宣宗朝长期担任首相，在到达这一人臣的顶点

之前，他极有可能做过次相，因此，他也并非没有兼任监修国史的可能

，但这还需要更直接的史料证据。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

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7页。）。

懿宗时期：夏侯孜（注：《全唐文》卷83载有懿宗《授白敏中宏文

馆大学士等制》，记述了唐廷对白敏中、夏侯孜和蒋伸等三人的任命，

其中三人的原官衔分别为特进·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张

章事、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充集贤殿大学士和金紫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新授官衔则只有白敏中的，是兼充太清宫使·宏文馆大学士，

余二人的则因制书残缺而付阙。按唐后期惯例，首相充太清宫使，次相

兼监修国史，第三相任集贤殿大学士，因此，可以断定夏侯孜和蒋伸的

新官衔应该分别为监修国史和集贤殿大学士。）、蒋伸、杜审权、曹确、

韦保衡。

僖宗时期：郑畋、裴澈、萧遘、孔纬。

昭宗时期：杜让能、刘崇望、崔昭纬、徐彦若、王抟、孙偓、崔胤、

陆扆、陆贽、裴枢。

哀帝时期：独孤损、崔远（注：《全唐文》卷92载有哀帝《授裴枢、

崔远左右仆射制》，据此制，崔远的原官衔中有监修国史一职。《旧唐

书》卷20下，《昭宗纪》也记载了授裴枢、崔远左右仆射一事，但崔的

原官衔中却只有集贤殿大学士，而另一位和他同时受到新任命的大臣独

孤损的原官衔中倒有监修国史一职。同记一事而抵牾如此，真不知如何

取舍，姑暂两存之。）、张文蔚。

谁知道那个“金镶玉”传国玉玺的故事及下落？

西汉末王莽代权，皇帝刘婴年仅两岁，玉玺由孝元太后掌管。王莽命安阳侯王舜逼太后交出玉玺，遭太后怒斥。太后怒中掷玉玺于地时，玉玺被摔掉一角，后以金补之，这就是金镶玉的由来。

之后经过不断的改朝换代，玉玺被各方诸侯争来夺去，玉玺的最后一任主人是是五代后唐末帝李从珂，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攻陷洛阳前，他和后妃在宫里自焚，所有御用之物也同时投入火中。从此，“传国玉玺”神秘失踪，关于它的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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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的前身，就是是著名的和氏璧。公元前689年，有位叫卞和的楚国人，从荆山上得到一块珍贵的玉石，他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就把它献给楚厉王。不想楚厉王认为不过是一块普通的山石，看都没看，就以欺君之罪砍掉了他的左脚。

武王即位后，卞和又带着那块玉石前来进献，武王大怒又带着以前的破石头来欺君，二话不说砍掉了他的右脚。文王即位后，又来了，文王就觉得比较奇怪，暗叹这人这么执着，可能真是宝物，于是下令切开看看，刚切开一角，就发现里面异光闪烁，果然是稀世珍宝。

文王把它命名为“和氏璧”，成就一段千古佳话。和氏璧，也成了“天下所共宝”，一直被收藏于楚国宫中。

三百年后和氏璧莫名其妙地流入赵国，落入赵惠文王手中，引起秦昭襄王的垂涎，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进行交换。但当蔺相如将璧送到秦宫时，秦昭襄王却食言;于是有了“完璧归赵”的典故!

后来，秦始皇横扫天下，一统六合，和氏璧自然归于秦宫。秦始皇登基后，为显示皇权和空前的功绩，将和氏璧打造成了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表示自己当皇帝是受命于天!而玉玺也作为皇帝的象征，将一代代传下去!

秦始皇后，秦朝爆发了大泽乡起义，刘邦率先进入关中，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传国玉玺自此传给汉朝。这方传国玺自此后就成了承天受命的象征，得之者欣喜若狂，以为“天命在朕躬”，就洋洋得意地宣称自己是名正言顺的正宗皇帝。

自称皇帝而没有得到它，就会自惭形秽，心里发虚，甚至被认为是冒牌货，充其量也只是“白板天子”。“传国玉玺”还有另一面，在创业者手里，被视为得天命的神圣之物，而到了末代子孙那里却又无一例外地成了国亡身的不祥之物。

它的辗转流传，易手换主，甚至成了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标志。据《汉书·元后传》记载，王莽撺汉，向汉孝元太后索要时，汉孝元太后愤怒地将传国玉玺摔在地上，国宝被摔得缺了一个角。后来用黄金镶补着，但自此留下瑕痕。

再后来，大家熟知的三国故事中，长沙太守孙坚征讨董卓时。在洛阳城南甄官并中找到了这枚传国玺。最后落入曹操手中，而后曹氏魏国没落归于晋。从这以后传国玺不断易主。

一直到唐代，唐高祖李渊得到传国玺后，把玺改称为宝。传国玺最终在历史上失踪是在五代。唐末，天下大乱，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

公元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也随着到了后唐。而最后一个掌握传国玉玺的皇帝就是李从珂。公元936年，当李从珂和后妃登玄武楼积薪自焚后，神秘的传国玉玺随之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从此之后，无论是宋朝，元朝，明朝，都不曾放弃对传国玉玺的寻找。传国玉玺作为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也成为无数人寻找的目标，堪称华夏第一国宝。

拥有传国玉玺，则意味着是正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否则，就不能大张旗鼓的自称正统。北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

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认为玉玺是伪造。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被金国掠走，此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在街市叫卖，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后伯颜曾将蒙元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皇太极灭了蒙古林丹汗，其后裔献出所谓元朝“传国玺”，上面刻着“皇帝之玺”。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就是皇太极之“传国玉玺”。

而乾隆时，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后来清末，此玉玺存放沈阳故宫，不知所踪。历经千年，传国玉玺经历风雨无数，伴随着封建皇朝的灭亡，玉玺也随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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