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田夺牛成语解释-蹊田夺牛故事

1.包拯的墓志铭是何人所写

2.什么是巧譬设喻术？

3.包公的故事

包拯的墓志铭是何人所写

对于包公的溘然去世，欧阳修肯定也是十分悲痛的。正因为不打不成交，欧阳修对包拯一生的理解，肯定会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深刻；再说，凭他的才学，撰写包公墓志也是得心应手的。因此他满怀热忱地“甘辞致唁，因丐为之志”，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当朝的文武百官中，为包拯撰写墓志铭最佳的人选，非欧阳修莫属！

可以想像到，欧阳修的这种心愿，最后竟被包拯夫人董氏婉言谢绝，该是多么的沮丧。这从后来出版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中，也能看出个中蹊跷。

包拯后三年，一

六五年，包拯的门生张田到庐州任太守，董氏把她珍藏的包拯生前所写的奏议底稿，交给了张田，由张田分成十五卷，三十门，计一百八十七篇，编纂成《孝肃包公奏议集》，即今天我们看到的《包拯集》。很显然，这部几乎汇编了包公一生奏议的集子，恰恰就没有收录包公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的那两篇著名的奏议，以致今天已经失传。这不会是张田的一时疏忽，倒有可能是董氏知道这两篇奏议招来了欧阳修“蹊田夺牛”的批评，就把底稿扣压了下来，没有再交给张田；或是董氏虽给了张田，因为张田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取其大者”的原则下，把它删除了，其目的无非也是想把这件事从历史上淡化掉，免得长期“牵累”包拯。总之，欧阳修措词严峻的上书，无疑在包家引起过不小的震动，才被董氏认为是“有素丑公之正者”。

只要把董氏的言论与以上事件联系起来，结论便是不言自明的了：董氏惟恐歪曲了包拯，以误导后世，婉言谢绝撰写墓志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欧阳修。

还因为当时的欧阳修地位高，名望重，吴奎在为包拯撰写墓志铭的时候，不能不提及此事，但虽提及，又不能不有所顾忌，遂含混地隐其姓名。也正因为吴奎的欲盖弥彰，留下了这个谜，却成了今天人们解开谜底的指示器。

果真如此，那就是天大的遗憾。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名冠天下，岂是吴奎所能企及！包公的墓志铭，如果出自欧阳修之手，势必会像韩愈撰写柳宗元的墓志铭一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桩千古佳话！

董氏毕竟是包公的贤内助。正如她的墓志所写的那样，“夫人佐公，承颜主馈，内恪尽妇道，外不失族人欢心者，盖十三年。”“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素风泊然。”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读书识字，有很高的礼教修养。自打与包拯结为秦晋之好，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包公。包拯考中进士，任命为江西建昌县知县，父母不愿离开家乡合肥到江西，包拯为了父母晚年能生活得愉快，便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做官机会。董氏也心甘情愿地陪伴包拯，在家奉养双亲。包公从三十八岁开始，去各地做官，董氏则不辞风霜，紧紧地伴随其左右。她和包拯一样，举止端庄，生活俭朴，不讲究穿戴打扮，不贪图吃喝享受，不追求珍奇异物。当包公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参预执掌国政时，董氏也由仁寿郡君加封为永康郡夫人。按照当时的规矩，董氏要去向皇后表示感谢。她进宫时，依然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使得皇后感慨不已，对宫女们夸道：“包夫人那般衣着，足见包拯是一个不谋私利的人啊！”连忙请求宋仁宗赐给董氏一套诰命夫人的服饰。

包公在开封去世，董氏和女婿文效带领全家老小护送包公的灵柩返回合肥，料理后事，并积极筹划把包公生前的奏议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直到一

六八年在合肥病逝，和包公合葬于一处。

什么是巧譬设喻术？

心理战术

譬喻，可谓说辩艺术之精华。譬喻是用具体的、浅显的、熟知的事物去说明或描写抽象的、深奥的、生疏的事物的一种心理手法。说理中，取喻明显，把精辟的论述与摹形状物的描绘糅合为一体，既能给人以心理上的启迪，又能给人以心理上的愉悦感。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志。”的确，善于譬喻，是驾驭语言能力强的表现。说理时运用贴切、巧妙的譬喻，可以生动地表情达意，增强说理的魅力。

典型案例

▲蹊田夺牛

公元前598年(周定王九年)，南国霸主楚庄王兴兵讨伐杀陈灵公的夏征舒。楚师风驰云卷，直逼陈都，不日即擒杀了夏征舒，随即将陈国纳入楚国版图，改为楚县。楚国的属国闻楚王灭陈而归，俱来朝贺，独有刚出使齐国归来的大夫申叔时对此不表态。楚王派人去批评他说：“夏征舒杀其君，我讨其罪而戮之，难道伐陈错了吗？”

申叔时要求见楚王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申叔时问楚王：“您听说过‘蹊田夺牛’的故事吗？有一个人牵着一头牛抄近路经过别人的田地，践踏了一些禾苗，这家田主十分气愤，就把这个人的牛给夺走了。这件事如果让大王来断，您怎么处理？”庄王说：“牵牛践田，固然是不对，然而所伤禾稼并不多，因这点事夺人家的牛太过分了。若我来断，就批评那个牵牛的，然后把牛还给他。”

申叔时接过楚王的话茬说：“大王能明断此案，而对陈国的处理却欠推敲。夏征舒弑君固然有罪，但已立了新君，讨伐其罪就行了，今却取其国，这与夺牛的性质是一样的。”楚王顿然醒悟，于是恢复了陈国。

▲昭阳撤军

楚将昭阳率领军队攻打魏国，杀了魏将，打败了魏军，夺取了8座城池。昭阳乘胜带兵继续攻打齐国。齐王非常害怕，赶紧派遣陈轸出使楚国，说服昭阳退兵。

陈轸到了楚国，见到昭阳，一再拜贺他取得的巨大胜利，昭阳听后洋洋得意。陈轸问道：“按照楚国的法令，战斗中杀敌将消灭敌军的人，应该封什么官爵？”昭阳回答说：“封官为上柱国，赐爵为上执圭。”陈轸又问题：“比这个官爵更显贵的是什么？”回答说：“唯有令尹一职了。”陈轸说：“这么说楚国要设置两个令尹了！”昭阳不明白陈轸的意思，问此话怎讲。

陈轸说：“请允许我打个比方。楚国有个人在祭祀时，赐给他的舍人们一坛子酒。舍人们相互说：‘这坛子酒，大家都喝肯定不够，一个人喝又有余。我们就在地上画条蛇，谁先画完谁先喝。’其中一个人先画成了，拿过酒来准备喝，他左手提着坛子，右手又去画蛇，说：‘我能给蛇添上脚。’还没有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蛇，夺过坛子说：‘蛇根本就没有脚！’说着就把酒喝了。画蛇添足的人，倒把应该得到的酒让别人抢去了。如今将军为楚国而进攻魏国，已经得到8座城池，乘胜又要进攻齐国，齐王非常害怕将军，将军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如果还想官爵上再加官爵，可就危险了。如果不知道适可而止，最后必将身败名裂，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

昭阳认为陈轸说得对，撤军离去。

▲连设四喻服襄王

楚怀王于秦国后，楚襄王不思发奋图强，反以小人为亲信，荒*肆虐，结果遭到秦军连年进攻，败兵削地。庄辛曾劝谏襄王而不从。后来，秦又连举楚国数城，襄王被迫弃都流亡。

庄辛从前次劝谏中吸取教训，他采用了一连串譬喻说：“大王知道蜻蜓吗？它六足四翼，飞翔于天地之间，吃蚊虫，饮甘露，与世无争，自以为无忧无虑。却不知五尺孩童，正在做网兜抓它呢。”

庄辛用蜻蜓只知食饮，以为无患，放松警惕，结果被抓住的可悲下场，暗喻襄王只图眼前享乐，必致后患之理。接着庄辛又用黄雀、黄鹄连设二喻，劝谏庄王。庄王为赏庄辛之善谏，而任命他为阳陵君。

▲罗斯福的反击

1929年10月，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在这一期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55.6%，国民生产总值从1040亿美元下降到410亿美元；失业人数在1929年5月是150万人，到1932年时达到1288万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2年在“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的口号中上台，成为。从1933~1939年，他为对付和缓和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措施，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在新政的初级阶段，美国的大企业主们都暂时被迫接受罗斯福的方案。然而，当危机有所缓和后，他们就开始反击罗斯福了。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反对罗斯福新政，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上。“美国自由同盟”的后台是杜邦家族、通用汽车公司、太阳石油集团以及华尔街的律师们。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咒骂罗斯福是向富人敲竹杠，说罗斯福天天都吃“烤百万富翁”。总之，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初自己在危机面前是怎样束手无策、惊惶失措的。

罗斯福对他们的忘恩负义感到吃惊，更感到愤懑，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这些大企业主。为了反击这些大企业主，罗斯福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作了生动的比喻：“1933年夏天，一位戴着丝绸面礼帽的体面的老绅士，不小心失足落入码头边的水中，他不会游泳。他的一位朋友，看到情况紧急，和衣跳入水中，把他救了起来。可是珍贵的礼帽被水冲走了。老绅士安然脱险后，对朋友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可是，3年过后，这位老绅士却大声责骂朋友，就因为丢失了丝礼帽……”

他又说：“我知道所有我们那些度日维艰的个人主义者双膝颤抖不已，他们心绪是多么不宁。这些病人们成群结队来到华盛顿。那时在他们的眼中，华盛顿不是一个危险的官僚体机构，而是一个急诊医院。所有高贵的病人们都要求做两件事——要求迅速进行皮射来止痛，对疾病进行有效治疗。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现在大多致病人的病情都有所恢复。他们中有些人身体已好到这种程度，能够对着医生把双拐扔过去了。”

通过这些演说，罗斯福平息了一些大企业主的愤怒，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1936年11月3日他以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敦，再次当选总统。

包公的故事

早年至孝

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5] ，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因父母年迈，包拯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几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才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属安徽）知县。[6-7]

历职有绩

包拯像

庆历元年（1041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他在任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9]

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任殿中丞。[10] 后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于十一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11] 改任监察御史。[12]

包拯又曾经建议说：“国家每年向契丹交纳财物（岁币），不是抵御戎人的计策，应该操练军队、挑选将领，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又请求重视门下封还驳正的制度，以及废黜贪官污吏不得做官，选择郡守县宰，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的方法。当时各道转运加按察使，他们上奏弹劾官吏大多指摘细小过失，注重苛刻严察相互标榜，官吏自觉不安，包拯因此请求免去按察使。[13]

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包拯担任契丹正旦使，出使辽朝，[14] 完成了使命。[15] [7] 回朝后，包拯根据自己在辽朝的观察，上疏建议朝廷挑选“素习边事”的将领守边，并重视代州（今山西忻州代县）的将领选择，以应对边境突发的情况[16] 。此后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于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左右出京任京东路（治今河南商丘）转运使。[17-18]

庆历七年（1047年）四月，改任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陕西转运使。[19-20]

庆历八年（1048年）五月二日，包拯调任河北路（治今河北大名）转运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21] 。秦陇斜谷务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征收索取；又七个州交纳河桥竹索的赋税，一般有几十万，包拯都奏请加以废除。辽朝在邻近边塞地区集结军队，边境州郡渐加戒备，命令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农田一万五千顷，一概用来牧马，请求把这些全都分给百姓。”听从他的意见。解州盐法规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经营管理，请求一概与商贩流通交换。[22]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受任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又依次递上唐魏徵的三条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分辨朋党，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一共七件事；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抑制侥幸投机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兴建劳作，禁丘妖言妄说。朝廷大多加以施行。[23] 当时，张贵妃（温成皇后）的父亲张尧佐被任命为淮康军（治今河南汝南）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包拯一起奏论此事，认为应追夺对张尧佐的任命，或者选择宣徽、节度中的一个授予。最终，张尧佐辞去了宣徽使、景灵宫使之职。[24-25]

皇祐四年（1052年）十月，除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26] 。曾经提议太平无事时把军队调到内地，没有答复。至此时，请求：“解除河北驻守军队，把他们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郸、齐、濮、曹、济各郡，如果有紧急情况，没有误时的忧虑。如果说驻守军队不能立刻削减，请求训练民兵，稍加供给干粮，每年的费用，不到驻守军队一个月的开支，一个州的赋税，那么供给的人数就多了。”没有答复。数月后，转任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路安抚使。同年七月，调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钱做买卖，年累计亏负十多万，都上奏加以除去。[27] 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州郡任职，遂改知扬州，又转知庐州，并加刑部郎中。[28]

权知开封

包拯半身像

至和二年（1055年）十二月，包拯因担保推荐官员失误获罪，贬官兵部员外郎、知池州（今安徽池州）。[30]

嘉祐元年（1056年）八月，复职刑部郎中、知江宁府。[31] 同年十二月，被召任权知开封府，迁升右司郎中。[32-33]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34] 包拯上奏说：“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为此感到担忧，陛下这么长久地不作出决定，是为什么呢？”仁宗问他说：“你认为立谁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臣请求早立太子，是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和后代邀宠考虑的啊！”仁宗听了大为高兴，说：“这件事还要慢慢商议。”他请求裁减内侍，减少不必要的费用，按条文督促各路监司尽忠职守，御史府可以自己举荐所属官员，减少官吏一年的休假日期，这些建议都得以施行。[35] 七月，以权御史中丞职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36]

蹊田夺牛

包拯画像

嘉祐四年（1059年），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由于买土豪的财产，被包拯上章将其弹劾免官；由宋祁接任，包拯又弹劾他；宋祁被免后，就由包拯以枢密直学士之职暂任三司使。对此，欧阳修说：“包拯是所谓牵牛踩踏了田而夺了人家的牛（蹊田夺牛），处罚已经很重了，可他又贪图肥缺来做那个职务，不也是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待在家里，以躲避代理三司使的任命，仁宗不许。许久后，包拯才出府任职。[37-38]

嘉祐六年（1061年）三月，升任给事中，正式担任三司使。[39] 数日后，拜枢密副使。不久，调任礼部侍郎，但他推辞不受。[40]

溘然长逝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病。[41] 同月二十四日（7月3日），包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临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42] 。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43-45]

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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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

包拯题跋像

包拯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7]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7]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7]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0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7]

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7]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世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47]

任三司使期间，包拯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以前，凡是各种封藏于仓库供皇帝用的物品，都从各地科派，造成百姓困难。包拯特此设立市场，公私实行公平买卖，此后百姓不再受到侵忧。原来司里吏员欠下金钱布匹，大多受到监禁，其中有些人往往逃走，就连带拘禁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像这一类情形的包拯都释放了他们。[48]

执法

包拯头像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7]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7]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7]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7]

包拯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二十三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7]

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7]

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订立了《家训》。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7]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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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包拯像

包拯平生整治吏治、注重生产、巩固国防、举贤任能、为民请命，颇有政绩，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

包拯性情严峻刚正，憎恶办事小吏苟杂刻薄，务求忠诚厚道，虽然非常憎恨厌恶，但从来没有不施行忠恕之道的。他跟人交往不随意附和，不以巧言令色取悦人，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虽然地位高贵，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曾著家训：“后世子孙仕安者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者，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层东壁，以诏后世。”[50] 时人也称其“有凛然不可夺之节”，“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据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7]

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贵戚宦官因此而大为收敛，听说的人都很害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做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小孩和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声，叫他“包待制”。京城里的人因此说：“暗中行贿疏不通关系的人，有阎罗王和包老头。”按旧规矩，凡是诉讼都不能直接到官署递交状子。包拯打开官署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到跟前陈述是非，办事小吏因此不敢欺瞒。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榭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51]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一百八十三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7]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7]

历代评价

士大夫语曰：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52]

包拯塑像

欧阳修：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53]

赵祯：包拯公而忘私，不邀阴幸也。[4]

司马光：①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53] ②向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54] ③拯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从之。刚而不愎，此人所难也。[55]

刘敞：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吴奎：①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4] ②公守法持正，敢任事责凛凛然有不可夺之节，盖孔子所谓大臣者欤！[4] ③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4]

张田：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资，善容正人延谠议，使其谋行忠入，有补于国，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肃包公止尔。[56]

包顺：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

李焘：拯性峭直，然奏议平允，常恶俗吏苛刻，务为敦厚。虽疾恶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忠恕。不为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不作私书，至于干请，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官时。[57]

朱熹：复为京尹，令行禁止，立朝刚毅。

王称：拯为人不苟合，未尝伪辞色以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亦皆绝之，人多惮其方严，仕已通显，奉已俭约，如布衣时。[58]

脱脱：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59]

孙承恩：面目棱棱，刚气烈烈。势力苞苴，莫我敢敓。严肃者政，苛刻匪心。非汉法吏，乃古直臣。[60]

张居正：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整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61]

蔡东藩：狄青、包拯两人，垂誉至今，称颂不衰。而包龙图三字，盛名尤出狄上。即妇人孺子，无不知有包龙图者。甚且谓狄之荣显，多由包拯之力，是则子虚乌有之谈，固难取信耳。尝考狄之立功，莫大于夺昆仑关，包之成名，莫要于知开封府，著书人不敢溢美，亦不敢没善，就两人功名，择要演述，已足存其实迹；而当时朝政之得失，亦销纳其间，以视俗小说之附会荒唐，不值一噱者，固不啻霄壤之别也。此书一出，可以扫尽巵言。[62]

胡适：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63]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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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答典客

包拯出使辽朝时，辽朝命馆伴对包拯说：“你们不久前在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县）城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15] [64]

清正廉明

包拯

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时。当时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三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包公掷砚》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蓝本创作的。[65]

包拯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盘剥灾民的罪行的事迹，被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民间渲染加工成开封府尹、钦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赈，剧中涉及国舅们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护包公、包公怒铡皇亲国戚、成功放粮赈灾等等，演绎了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不畏强权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65]

嘉祐四真

宋仁宗嘉祐年间，富弼为相，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包拯任御史中丞，胡瑗在太学为侍讲，集天下之望。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便有四真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