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听的例子-偏听偏信的事例

1.孟子和魏征的治国观有何相同之处

2.汉臣草拟顺治14宗罪，为何还被康熙重用40年？

3.因为心胸狭窄，不能包容属下而导致王朝或国家覆灭的事例

4.历史上的谏臣有多少？要说出是什么事，还有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是得到重用了还是被害了。

孟子和魏征的治国观有何相同之处

魏征是学习历史的人最为熟悉的一个人物。唐代前期在正史和野史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大都与魏征有关。魏征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有点类似演义中的诸葛亮。不过两人的性格不同。诸葛亮是以谨慎著称的，而魏征是以犯颜直谏闻名的。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魏征的名言。魏征和唐太宗的关系．被史学界认为是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好的君臣关系之一。魏征的时候唐太宗大哭，认为失了一面镜子。那个著名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典故就来源于此。有人讲，没有魏征就没有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这种说法颇具道理。历史上的魏征确是唐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是佐成贞观之治的大唐名相。今天我们讲他的治道政术很多都在《贞观政要》有记载。所谓政要，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五个要点”。

一个核心就是怎样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魏征治道政术的中心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治国理政的核心目标。唐太宗是通过战争和政变取得天下的，对如何治理好天下，确实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所以对怎样治理好国家．保证政权不得而复失，不重蹈隋朝灭亡的历史覆辙，一直是唐太宗的头等大事。他经常与群臣探讨如何治理国家，其核心就是如何守业问题。所以在创业与守业的关系上，强调要害是守业，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这其中最主要的谋臣就是魏征。有人说，魏征是唐太宗治道政术中的核心人物是不过分的。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呢，魏征的主要思想有五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总方略。用什么方略治国，这是治国理政的首要问题．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头等大事。从当时的情况看，唐太宗夺取政权后，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治理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是以封德彝为代表．认为天下这么乱，必须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否则是不能安定天下的。结果是越镇压越混乱，唐太宗在镇压窦建德起义军余部刘黑闼的过程还险遭覆灭。魏征主张用教化、行德治，认为“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他讲“凡人在危困，则忧亡；忧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你去教育他要这样要那样，他不一定听你的；如果他在很危困的时候，你告诉他如何做，他是很容易听的。结果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定了实行教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以德治国方针，并努力实行，被称为“力行不倦”(也就是说就这样干了，不争论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迎来了海内康平的大好局面。唐太宗感慨地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以德治国的方针在唐初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魏征对于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政治态势准确判断，采取了顺应民心民意的政策。“以教化为主”造就了和谐稳定的面。

第二，总结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决策原则。这一点太重要了，甚为所称道。如果说魏征有多少民主思想，那不符合事实。但是魏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能够悟出多听一个人的意见，就减少一分片面性，这是了不起的。唐太宗问他，怎样才算是明主呢，也就是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决策，减少失误呢?魏征确定地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贞观政要》卷中这样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问魏征日：“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然后他列举历史上由于偏听偏信而导致家破国亡的三个典型事例，得出结论：“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领导有很现实的意义。

第三，强调守天下比打天下难的政治规律。典型事例是唐太宗与众大臣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魏征认为守成难。这其中有很强的辩证思想，与时俱进抓住了重点。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十年，据《贞观政要》，唐太宗问大臣们，帝王的功业，草创和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创业难，魏征说守成难。唐太宗说，创业也难，守成也难。玄龄昔从我安天下，备尝艰苦。出万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而且魏征认为打天下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要求，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松，这才是最难的，很深刻啊。

第四，提出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的重要思想。贞观十一年魏征写下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指出唐太宗“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的思想苗头。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政权稳固，社会经济发展以后，唐太宗的封建帝王的固有毛病逐渐表露出来。贞观十三年．魏征上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渐不克终疏》，指出唐太宗在私德方面有可能导致不能善终的十个变化。在贞观十五年，魏征在与唐太宗再次讨论守天下难易时。对“善始慎终”的思想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岂不为难?”这些都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把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升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贞观政要》的第一篇就是“为君之道”。魏征告诉唐太宗，“未闻身治而国乱者”。可见领导者的个人修养从来就不是小事。魏征对君主既敢于规劝又善于规劝，这一点应该是创造了历史之最。有时候皇帝刚要放纵一下，还得问魏征来没来，如果来了赶紧停止。别人提意见一条两条就够大胆的了。而他一提就是十来条，没有点胆量能行吗?为什么魏征能够这么大胆呢？除了一种责任和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魏征这个人确实很有智慧，他劝谏的角度都是从维护君主的统治出发，把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升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所以他的劝谏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正直而与皇帝对着干。

魏征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为忠臣。”太宗说：“忠良有异乎?”征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也就是双赢)，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也就是两输)，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说：“君但莫讳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这里边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我提意见完全是为了国家社稷，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甚至于也不是为了落个好名声；二是这样做有两种结果，要么君臣都好，要么君臣都坏，一个是“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也就是说好坏昭然若揭，你看着办吧；三是这样不同的结果出现，主要原因在君主。如果为臣的不说不提，那么主要责任在臣下，是“有所欺”；如果臣下提出了，主上不采纳，那主要原因则在主上，现在我魏征是把该说的都说了，就看你皇帝怎么办了。把球踢给了皇帝；四是又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要求皇帝一定要让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为忠臣”。讲得多好啊。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一种大智慧。

汉臣草拟顺治14宗罪，为何还被康熙重用40年？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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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熙这个人，大家只要想到那道顺治罪己诏，就不陌生了。

《清史稿·王熙传》记载，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病危，特召王熙至养心殿撰写遗诏。王熙伏地饮泣，不能下笔，世祖勉励他抑制哀痛，就在御榻前草拟第一条进呈。后来，王熙奏请移到乾清门撰拟，进呈余文，皆报可。当晚，世祖驾崩。

王熙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加礼部尚书。他能够一挥而就，证明很明白顺治和情势的政治需要。他是顺治四年进士，入选世祖第一批日讲官，很得皇帝欢心。他于顺治十四年七月晋升弘文院学士。其父王崇简，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被举荐仕清后不断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此时正为国史院学士。

父子双学士，堪为佳话。顺治帝高兴地说“父子同官，古今所罕”（《清史稿·王熙传》）。顺治帝命其为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充武会试正考官，擢礼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六月，王熙到景运门内值班。太宗天聪三年，清代词臣始有“入承儤直”之制，顺治亲政后多次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直。王熙入直前，顺治特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往代原有成例。今欲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官直宿，朕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翰林院职掌》）五月后，王熙加礼部尚书，再次与其父同官。

此时的王熙，刚过而立之年。他勤于职任，成为了顺治帝晚年最赏识的汉臣。

他所代笔的顺治罪己诏，究竟是顺治帝的临终遗言，还是四辅臣授意而为之，当存疑。遗诏大肆责备大行皇帝“渐染汉俗”，不遵旧制，重用汉臣而“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对明朝亡国乃“偏用文臣”“委用宦寺”而“不以为戒”……林林总总的十四条大罪，历数他背叛祖宗崇满抑汉的既定国策、险些葬送太祖太宗创立的基业，没有一条涉及他的 历史 功绩和政治作为。自责的文字很刻薄！

王熙奉谕书写遗诏一事，《清世祖实录》不曾提及，只是强调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为辅臣，“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

顺治帝患痘，高度昏迷，即便回光返照，亦不免昏沉浑噩，怎么那样条理清晰地全部归罪于自己。遗诏有孝庄太后妥协、四大辅臣造作之嫌。四辅臣上任伊始，便裁撤顺治设置不久的六殿阁制内阁，恢复为关外旧制内三院，逐步加强满洲大学士人数。满洲保守势力重新抬头，抛弃了多尔衮、顺治帝承袭明制拉拢中原士大夫的新政策，利用遵循关外旧制使他们从制度上凌驾在主体民族汉人之上。

王熙掌管的翰林院，在一片“率循祖制，咸复祖制”（《清圣祖实录》卷三）的呼声中，被撤销了。本享有礼部尚书待遇的王熙，被安排回弘文院任学士，不久转任礼部左侍郎。后来，他因失察钱粮主人参加考试，被削尚书衔，降一级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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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辅臣有意考验王熙的政治纪律。王熙忍受了这一切，直至康熙五年十一月，才被擢升为左都御史。这时是四辅臣摄政，康熙帝还是龙椅上无话语权的傀儡。

王熙恪尽职守，直言陈弊，弹劾各地督抚搞近亲繁殖，纵容不法，贪婪者侵害百姓，懒惰者贻误地方。他对六部满汉官员不作为、乱作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吴三桂驻云南，尚可喜驻广东，耿精忠驻福建，三大藩王拥兵自重，逾越礼制。吴三桂发展最快，骄纵为最，擅任官吏，无视朝廷。其子吴应熊，以公主额驸居京师，散尽巨资交结大臣。三藩不断坐大，又不断向朝廷要钱，扩大自己的军队。

王熙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对三藩裁兵减饷。这断了三藩养兵的财路和建制，无疑要激起藩王们的强烈不满，但他的建议，则是提醒朝廷不要大干养虎为患的蠢事。

胆大的王熙，猛打三藩的伸手，且在康熙与鳌拜斗争白热化的时刻，还大胆地提请名义上亲政的康熙帝，下旨颁发条例，详议王公、将军、督抚、提镇大小官员，如果仗着自己有钱有势，与民争利，或放纵奸商欺行霸市，都必须严加治罪。

鳌拜为何换一块地，就能矫旨绞杀大学士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但在康熙七年五月，王熙借天象说事：世祖“精勤图治，诸曹政务，皆经详定。数年来有因言官条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题请更张者，有会议兴革者，则例繁多，官吏奉行，任意轻重。请敕部院诸司详察现行事例，有因变法而滋弊者，悉遵旧制更正。其有从新例便者，亦条晰不得不然之故，裁定画一”（《清史稿·王熙传》）。

不点名的批评，王熙采取了正评反批，充分肯定了顺治帝的政治作为，谴责了四辅臣背叛故主，“变法而滋弊”，将顺治帝的制度悉数推翻了。

索尼已，苏克萨哈被杀，遏必隆作壁上观，鳌拜擅权自专。康熙帝暗自积蓄力量，剑拔弩张，终于有了一个不怕的汉臣，抬出了顺治帝的政治功绩，大肆挞伐鳌拜四辅臣的胡乱作为。康熙命各院部遵旧制，删繁例，涉及数十项行政事务。

王熙由四辅臣的替罪羊，变成了康熙帝的利器，在鳌拜倒台前迁工部尚书。王熙向康熙举荐能干的黄锡衮，助力铲除鳌拜，后来极力推荐黄锡衮入阁，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武英殿总裁官，后来转任武英殿大学士管兵部事。

一个尚书，能向皇帝进言举荐阁臣，足见康熙帝对先帝师傅王熙，是非常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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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五月，圣祖欲撤藩时，特地将王熙调任兵部尚书。当年底，吴三桂起兵造反，朝廷震动，吴应熊的党羽在京城制造火灾。王熙及时请奏砍了吴应熊，传首湖南、四川，虽不能彻底震慑吴三桂，但激发了康熙帝唯有一战到底的决心。

康熙帝对王熙是绝对信任的，命他专管密本。“汉臣与闻军机自熙始。”

康熙十七年，王熙丁父忧，康熙并未要他夺情，而是密切关心，待其守孝三年期满，“即家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清史稿·王熙传》）。

清初，极少数汉臣大学士能够出席议政王大臣会议，已是一份恩宠，故而他们于诸王面前，跪着对答，已成一种惯例。康熙帝接受汉臣的反对意见，规定自王熙起，与诸王会议公事，不必行跪拜之礼。议政王大臣会议，“非大臣跪诸王之地，亦非诸王受跪之时”（《清史列传·王熙传》）。即便见到康亲王杰书这样的少壮派军事权贵，平定耿精忠、击溃郑经退守台湾，建功巨丰，也不例外。

康熙三十年，王熙以足疾请辞，康熙不准，强调他是仅存的先帝老臣，精力衰颓，但老成练达，常伴左右，也使皇帝殊有裨益。直至康熙四十年八月，王熙在阁拜相已整整二十年，才获准致仕。康熙帝特加王熙少傅，于新年上元节宴请他全家，并派侍卫送去“耆老旧德”匾额及楹联，称自己没有哪天不想他，就是他人求赐御书时，康熙帝也感念王熙荣休在家，心里却时刻记挂着朝廷和皇帝。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王熙病逝，圣祖正南巡，特派皇长子、直郡王胤褆和内阁领班大学士马齐，前往祭奠茶酒，并特令胤褆行祭拜礼，举哀致奠。康熙说，大臣过世，皇子前往慰问，“从未施拜之礼”（《清史列传·王熙传》），但王熙是先帝留下的老臣，必须要胤褆代替他行拜礼。

十年过去，康熙帝追念数十年来的大臣，对王熙的评价甚高，说：“服官最久，尽力矢忠，保全名节”。盖棺再论定，是汉臣难得的荣耀。

虽然那份顺治罪己诏，不论是世祖授意而书，还是四辅臣帝意，皆是王熙不得不写的代笔。无论主使者是谁，都是给先帝的脸上抹黑，使之身后无功留骂名。但康熙帝破天荒地对这个捉刀者，给了顶级礼遇和赞誉。被迫代笔，情有可原。

康熙为了打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的政治理想，以另一种修史争正统的方式沿袭了四辅臣对顺治满汉民族政策的彻底背叛，同时极力诬陷前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魏象枢反对出兵平藩，诬陷汉臣背主、误国。王熙挺身而出，说：“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蔚州语，告者截去首尾，随失其本意。然若如其言，岂不是误国！汉官移家故有之，亦多有否者，日久何从分别，岂不是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之名，复何颜立于朝乎？”（《文靖王公熙行状》）康熙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在康熙明确绝对权力意志的独专时代，内阁大学士只是佐君理事之人，大都不敢去触犯康熙帝“欲去之，则尽去之”的底线，但王熙大声说“不”。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大胆！草拟顺治帝的十四款罪行昭告天下，他虽是临危受命，也要担不少被秋后算账的政治风险。他指责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鳌拜及四辅臣背叛故主，反对康熙帝为争满清政权为天下最正的政治污蔑，更是一种冒险。

然而，他在大臣绝对不能侵犯皇帝绝对权威的康熙时代，却得以重用了近四十年，后还被康熙多次追忆，更被后继之君雍正帝入祀贤良祠，也算是汉臣一大奇迹。

因为心胸狭窄，不能包容属下而导致王朝或国家覆灭的事例

就心胸而论，隋炀帝留下很多嫉贤妒能的故事，这无疑是值得记取的教训。对本朝有大功的杨素，隋炀帝表面上待遇优厚极其信任，内心却十分忌惮。杨素临终，隋炀帝派人嘘寒问暖探视病情，把皇帝御用药品赏赐给杨家，似乎很关心，暗中向御医打探病情，唯恐杨素不能快快掉。杨素很清楚皇上对他的态度，所以，知道自己病势沉重之后他连药都不吃。杨素去世以后，葬礼隆重，如此而已。高级官员薛道衡以文学出名，却因为写了怀念隋文帝杨坚的文章，发表了怀念名臣高颎的言论，治罪赐。隋炀帝曾对虞世南讲过:“我最讨厌别人谏诤了，尤其是地位已经很高却还想通过进谏博取名声的人。就算地位卑下的人，我多少会容忍一点，但也决不会因为进谏就给他好的前程。”大业十二年(616)，形势已经大乱，隋炀帝仍然极端厌恶讲真话的人，根本不愿意听取真实情况的报告。反对他此时巡幸江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赵才被押，任宗被杀。以盗贼充斥进谏的崔民象，甚至被残忍地剔掉下巴然后处斩。

此后，敢于进谏的人当然越来越少。所以，隋炀帝时期会发生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起兵反隋的重大事件，参与者很多都是隋朝的，这足以说明隋炀帝在政策上、政治上出了大问题，造成了统治集团上层的严重分裂。从社会底层到社会高层都对当今皇上深怀不满充满怨恨，全国形势即将彻底崩溃，第一责任人自然只能是隋炀帝杨广。他的所作所为直接使隋王朝由极盛向灭亡转变，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其中也包括阶级矛盾，超越了社会各方面的容忍极限；而吸取了隋亡教训的李世民，尽管没能很好地长时间地坚持贞观初年的作风，尽管骄奢之心难免滋长，毕竟在大局上整体上张弛有度，没有引发严重社会问题。李世民虽然面对进谏的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也曾在后宫发狠说:“恨不得杀了魏徵这土老头！”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虚心纳谏，尽量假以辞色，至少基本上能容忍臣下进言。

历史上的谏臣有多少？要说出是什么事，还有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是得到重用了还是被害了。

西汉的汲黯要幸运的多。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

汲黯为人威武不屈，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秉公事职，敢于犯颜直谏。一次武帝召集群儒说：“我欲振兴政治，效法尧舜，如何？”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唐虞呢？”武帝听了尖锐的批评，怒而罢朝。当时很多朝臣为他担心，纷纷劝他明哲保身，他慨然说：“天子设公卿大臣，不是为了匤正错误难道是专作阿谀奉承的吗？我既在其位，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见错不说，使皇帝陷于不义之地。”

汲黯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后家无余资，在封建官吏浊多清少的环境中他可谓一佼佼者。然而他多次直谏，廷争抗颜，又与权臣张汤不能相容，为此，张汤恨之入骨，常在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武帝好大喜功，不分良莠，对汲黯先施之以疏，后继之以贬，终被出为源阳太守，卒于任中。

魏征

魏征（580－643），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谏臣，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巨鹿（今属河北）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封郑国公。魏征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魏征后，唐太宗非常悲痛惋惜，曾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魏征猝逝，遂失一镜矣！”并亲书墓碑，下诏陪葬昭陵。

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怀英。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即后世四大公案之《狄公案》。

胡铨

胡铨(1102～1180),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邦衡，号澹□。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此科由高宗策士，胡铨答策万余言，授抚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1135)，兵部尚书吕祉荐,赐对,升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上疏反对秦桧主和，乞斩王伦、秦桧、孙近，而且指责高宗。秦桧认为“狂妄凶悖”，于是下诏除名，贬昭州。由于朝臣营救，改监广州盐仓。十二年被劾，又贬新州，十八年又被谪移吉阳军。直至秦桧，才得徙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历官至权兵部侍郎。由于始终反对和议，与朝廷政见分歧，于是力求去职。归庐陵，从事著述。卒谥忠简。

寇准

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发奋读书，十九岁登进士第，当了一个时期地方官后即被召入朝任职，以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赵炅器重。三十一岁时任枢密副使。后因刚直不阿，被排斥出朝廷。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召寇准回朝，先后任权知开封府、三司使等职。景德元年(1004)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冬，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入侵宋境，直趋黄河沿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宋廷大臣王钦若等多主张迁都以避敌锋，唯寇准力排众议，极力促成宋真宗亲临澶州前线抗击，宋军士气为之一振，促使辽圣宗决意同宋议和，订立和约后撤兵（见澶渊之盟）。后因受王钦若的挑拨，寇准逐渐失去宋真宗的信任，于景德三年罢相，到陕西等地任地方官。天禧三年(1019),因顺应宋真宗意旨,奏言天书下降，再度被起用为宰相,不久罢为太子太傅,封于莱，故世称寇莱公。后遭副相丁谓诬陷，被一再贬逐，直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于贬所。

包拯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政治家。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海瑞

海瑞（1514－1587），明代著名政治家。海南琼山（今海口）人，回族，字汝贤，自号刚峰。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 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济，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于南京。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王恽

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元朝著名学者、诗人、政治家，一生仕宦，刚直不阿，清贫守职，好学善文。成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真三代的谏臣。

王恽直言敢谏，主张礼下庶人，刑上大夫，强调治理混乱的财政。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元世祖建御史台，任王恽为监察御史。他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当时负责水利的中央级官员刘，利用治水导河之便，贪污宫粮四十多万石。王恽大胆地予以弹劾揭发。经过访查，他又将刘监修太庙从中偷工减料终饱私囊的罪恶加以上书。刘做贼心虚，竟惶惶不可终日，忧虑去。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王恽任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时，当时沿海政局混乱，官吏缺额很多。他向皇上上疏要求选拔人才到沿海填补空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果断罢黜了四十多名贪官污吏，任用了一批文武精通，耿直清廉的人赴职，使这里平静安定下来；并在福建沿海首创建造营房，让戌兵居住，改变了以往兵寓民家的陋习，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王恽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在他任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时，绛州太平县有一陈氏杀了自己的哥哥，因行贿官府，缓狱了决，株连三百多人受冤，长达五年不能结案。皇帝派王恽前往亲审此案，经过访查、审讯，释放了全部受冤遭株连的平民百姓。

王恽虽身居高位，却能够体察下情，同情人民疾苦。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燕南一带冬春遭旱，秋季庄稼又遭水灾，王恽察访民情回到大都(今北京)以后，右丞相史天泽在相府宴请百官，请他赴宴。入席后，他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名酿佳肴、奇珍海味，如坐针毡，感到很不是滋味。他无法控制为民请命的感情，写了长篇免租谣，希词恳情切，皇上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

王恽的谏政，受到了元世祖的器重。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忽必烈专门将他传至京城召见。他又上，提出“改旧制，黜赃吏，均赋役，擢才能”的建议，顺应了忽必烈“祖述变通”的建国思想，对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忽必烈亲授他为翰林学士。

王恽任职从政期间，时常忧国忧民，他把历代明君贤相勤劳思政、治国安邦的经验和事迹系统整理成章，用“顺谏”的方式，奏疏给尚未登基的皇太子参阅。裕宗真金非常赏识他的这种见解，除自己学习外，还将《承华事略》各篇发给皇孙们传读。裕宗真金早薨，他的儿子成宗铁木真即位。王恽给成宗皇帝敬献的供物不是玉帛、珠宝，而是他论述的《守成事鉴》十五篇，表现出忠心事主的一片赤诚。因此，成宗又加封他为通议大夫，知制诰。并委托他同赵孟頫等人纂修《元世祖实录》。

大德五年(公元1304年)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他的言论诗文刊行于世一百卷为后人所传读。他的墓圹位于汲县(今卫辉市)城郊乡八里屯村西南石人洼内，距县城十华里。墓地前沿有神道，两旁为石刻仪仗，对称排列，每当“清明”前后和春节期间，家乡父老纷纷前往祭扫凭吊，表达深切的怀念和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