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波讨源造句-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的意思

1.茅庐为秋风所破歌赏析

2.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

3.文心雕龙中什么说明了多实践才能出真知的道理 帮帮忙快点

4.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原文与赏析

茅庐为秋风所破歌赏析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即杜甫在成都草堂定居后的第二年八月，这时诗人已经五十岁。这首诗通过茅屋被秋风所破的惨状以及屋漏雨湿苦况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宁愿自己受冻而使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道主义胸怀。

杜甫于“安史之乱”后，经过了一番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了国破民困之痛和饥寒交迫之苦。于乾元二年(759)，他“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到达了四川的成都。这年春天他从洛阳到华州，秋天自华州到秦州，冬初自秦州到同谷，年底由同谷入蜀。杜甫携家带眷，长途跋涉，一路之上见到的是饿殍遍地、白骨满野的惨象，听到的是征战不息、不已的讯息，过的是“不爨井晨冻，无衣夜床寒”(《空囊》)的日子，有时甚至还要靠拾橡栗、挖野芋充饥。到了成都之后，得到友人严武等人的帮助，在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立了新居，他自称为“浣花草堂”。杜甫对草堂很是满意，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为农》)。成都政局的暂时稳定，自己由飘泊流徒转为定居，使杜甫的心情逐渐愉快起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 自然环境安静优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家庭生活怡然而乐；“童仆来城市，瓶中得酒还。” (《早起》)日子是多么优裕舒适。诗人在此安居了一年多时间，正当草堂经营得初具规模时，他避开了政治的暴雨，却碰上了自然的狂风——

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

下者飘转沉塘坳。

风速很快，风势极猛，风力特大。“八月秋高风怒号”，首先点明八月这台风季节，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接着于“秋高”后缀以“风怒号”，写出了风云突变，狂风骤至。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蓦地风吼如雷，震天撼地，从这天时变化之快上，可见风速之快，从“怒号”的声势上，足证风威之盛。接着诗人从四个侧面来具体表现风力之猛：卷起屋上“三重茅”草，可见千钧之力，茅飞渡江，可见送程之

远；高挂林梢，可见飞扬之高；下沉塘坳，可见旋动之势。因为址卷了“三重茅”，所以也才有到处飞洒的可能。从卷起茅草的“多”和茅草飘飞的“远”、 “高”、 “低”几方面把风写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如感其力。写风愈大，愈显得屋破之惨。

秋风破茅屋，是诗中叙写的主要事件，也是借以抒发感情的基础，因而从风写起，并紧扣住风与茅的关系行笔，因风大而茅飞，由茅飞见风势，这不仅一下子就点明了题意，而且为下文写与儿童争茅、屋破雨漏设置了条件。风本无形可睹，只有通过受风之物来表现。使风具体化，可以写树木折断，也可以写江河如沸，而诗人只收笔于茅上，笔墨集中，语言经济。风破茅屋，诗人眼看惨淡经营的茅屋毁于一旦，痛心疾首，他多么想收集残草，重新整修。可是一群邻村儿童却又乘风抢草——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依杖自叹息。

这一富有戏剧性的镜头，把诗人焦灼的心情写得形象逼真。南村群童看到遍地乱草，争着拾回去烧火，诗人大声制止也无效，他们身子一闪就躲进竹林中去了。我们看到年老体弱的诗人，在呼啸的狂风之中，一面抢着去抓那些稍迟即逝的茅草，一面呵斥行动敏捷的拾草小孩，草飞迅疾，他行动迟缓，风声尖厉，他声音嘶哑，更加显得诗人的心急如焚。

这一风中夺茅的插曲，作者意在表现爱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诬蔑群童“为盗贼”的行为。虽然诗中用了“群童欺我”、“忍能对而为盗贼”等带有贬意的语句，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于“惜茅”，而非源于“恨童”。大风把茅草吹得到处乱飞，诗人要想收集，犹如火后拾炭；何况风还在刮，草还在飞，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矫健灵活的小孩子和他那衰老乏力的形象一对比，更加突显了诗人与茅屋的感情。这一节仍然是围绕着“茅”来写，是风破茅屋后情节的自然延伸，也为屋上无茅而漏雨作铺垫。诗人跌跌撞撞追不上茅草，唇焦口燥喊不住群童，只有归来倚杖自叹息，他一叹无情的天公毁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叹无知的群童不知他的苦衷，三叹无力衰翁难以重振家业。损船偏遇顶头风，破屋又遭连夜雨，诗人在叹息声中，又迎米了新的灾难——

俄顷风定云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

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

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风定雨至，屋漏难眠，屋破之后，穿风漏雨，一家人都难以入睡。“娇儿恶卧踏里裂”，“恶卧”是说小孩子不好好睡觉，不是一般的“睡态不好”。因为“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床上地下已是雨水漫流，秋风秋雨冷飕飕，加上“布衾多年冷似铁”，陈年败絮，又硬又冷，小孩子怎么经受得了，那里能酣然入梦。他们在那里乱踢乱蹬，陈旧不堪的被里子也给蹬裂开了。诗人自从社会以来，国家安危常燃烧着他的心，民生疾苦常煎熬着他的胸，使得他经常失眠。如今身在屋内，抬头见天；躺在床上，身边有水，眼看小儿都难入睡，自己又怎能合眼。抚事感时，万念交集，自然通宵不眠了。

写屋破雨漏的苦况，诗人取娇儿“恶卧”这一典型细节很有代表性。无知小儿原是嗜睡的，他们固然不知忧国念民，即就是风破茅屋，他们也是不知生活的艰辛的。可是现在却不好好睡觉，由此更可想知大人一定在那里唉声叹气，想得很多，很远。漫漫长夜，诗人横思纵想，千感万虑，最后归结为一点——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颠，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玻受冻亦足！

一家处于风袭雨凌之中，诗人不拘于一家的寒暖，不囿于一己的哀乐，而大声疾呼拯天下寒士于凄风苦雨之中，救广大贫儒于水深火热之间，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放射着人道主义的灿烂光华。如前所述，诗人久经丧乱而到成都，劫后余生，对安定的环境自然十分珍惜。诗人得以筑成草堂是不容易的，对可以安居的草堂感情是很深厚的。这次台风袭击，将茅屋前的楠树也绐拔了。“虎倒龙颠委榛棘”，“草堂白此无颜色”，(《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他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是很痛惜的。诗人在这种境遇之下毁了安身之所，不陷在个人的悲苦穷愁之中，而是想到“天下寒士”有风雨不动的广厦千万间，胸怀是多么开阔，思想是多么高尚。

处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诗人，目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惨痛现实，身受兵荒马乱的荼毒，备尝辗转流徙的苦味，他忧国忧民，多么希望改变现状哟；“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更横索钱”(《昼梦》)，“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他希望省刑罚、薄税敛，可是却找不到使得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真正好办法。杜甫找不到救治社会的药方，徒有改造社会的愿望。他这种“吾庐独破受冻亦足”舍己为人的思想很是难能可贵，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应该予以肯定；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自屈原以来文人创作的优良传统。

这首诗由叙事和抒情两大部分组成。诗的主旨全在篇尾的一段抒情，激情奔放如山呼啸，思想闪光似霓红丽天，可是诗人却从叙事入手，因事入情，借事抒情，抒情如水到渠成，孕足而娩。

叙事时径情顺连，由叙事到抒情，则逆义反联。叙事按风来、屋破、雨至、屋漏的顺序，依下午、傍晚、入夜、夜深的次第来写，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与雨的变化，写足了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苦况，一苦风卷茅草，二苦群童抢草，三苦屋漏雨湿，四苦通宵难眠。在苦之难熬的基础上，展开了联想，想到天下寒士如何才不苦。由自己的受寒，想到天下寒士；由自家的屋破，想到风雨不动的广厦，由一家的愁苦想到天下寒士的欢颜。这样写，联系自然，对比强烈，写出了新意，拓开了境界，使人感到诗人身居破屋之内，辗转床褥之上，却心游四海，胸怀八荒。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语畅情酣，充分发挥了歌行体自然流丽的长处，对于擅长排律的杜甫说来，自然属于难得的佳作。这是因为内容决定了形式，表现狂风乱雨、茅飞屋漏等，如果孜孜以求对仗工整，斤斤计较声律的细密，则将束缚感情的宣泄。且杜甫入蜀之后，诗风也有所变化，社会生活促使诗人的世界观、艺术观起了变化。明代胡震亨就指出“千载仅有杜诗，千载仅有杜公诗遘耳”，“论杜诗者论於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 (《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也就是说有如此生活才有如此之诗。这种明白如话的语言，如脱口而出，无丹铅之色，无扭捏之态，无矫饰之音，白描式的勾勒，形象逼真，动人心魄；加之语句参差错落，基本七言，间之以短的二言，长的九言、十一言，在慢声中有顿挫，有助于跌宕起伏的感情表达，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人道主义胸怀，一向为人所称道，因而此诗曾被誉为富于人民性的优秀篇章。而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却认为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谈不上有什么人民性。那么，究竟如何理解这首诗的人民性问题，现在谈谈我们的看法。

郭老认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主要就是看作者是否站到人民的立场和表现了人民的感情。杜甫的这首诗中“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 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没有功名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我们认为这种对诗的分析不切合实际，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

先谈“他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的问题。秋风破茅屋，把茅草吹得到处乱撒，一群邻村儿童乘风抢草，诗人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这一段风中夺茅的描写，虽然用了“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其词面虽带有贬意的语言，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于“惜茅”，而非源于“恨童”。是意在表现诗人爱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诬蔑群童“为盗贼”的行为。诗人经过较长时间地集资，惨淡经营而成的草堂，一旦毁于台风之下是很痛心的。大风把茅屋上的草吹得到处乱飞，诗人想要收集，犹如火后拾炭；何况风还在刮，草还在飞，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公然抱茅入竹去”的那些矫健灵活的小孩子和他那“唇焦口燥呼不得”的衰老乏力的形象一对比，也就更加突显了诗人与茅屋的感情。因此诗人“归来倚杖自叹息”，就不纯然悲叹世风日下，风俗不淳，而是一叹无情的天公毁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叹无知的群童不明他的苦衷，三叹无力衰翁难以重振家业。诗的这部分描写，是风破茅屋后情节的自然延伸，也为屋上无茅而漏雨作铺垫，更为最后翻跌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愿望预设了对比条件。我们解诗时决不可浅看字面轻为诠释，刘勰讲：“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文心雕龙．知音》)“忍能对面为盗贼”，不可轻解为“好忍心呵，当我面就做强盗。” (郭老的译文) “忍能”是“竟能”的意思，“为盗贼”也只是“抢夺”之意。这和“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新安吏》)，“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 (《陪章留后侍御(彝)宴南楼》)等诗中的“贼”、“寇盗”含意不能等同。至于说称自家的小孩子为“娇儿”，同样是为了显示屋破后的苦况。疼爱的孩子不愿意睡觉，是因了“布衾多年冷似铁”，陈年老絮，又硬又冷，加之“床头屋漏无干处”，雨湿后更难安睡，把被里子都蹬裂开来了。本是希望娇儿早早入睡，可是又无法安眠，这不更显得屋破雨漏的苦不堪言吗?因此，不要只从“盗贼”、 “娇儿”的字面上看，就判定诗的内在感情。当然诗人对于抢茅草的群童和自家的孩子，因关系有亲琉之别，具体情况又有利害得失，自然感情上也不是一视同仁的，更不会爱邻村群童胜过了自家子女。对于封建士大大来说，我们也不应作这种苛求。

再谈他所要“庇”的“寒士’’的问题。郭老因为先给杜甫定了地主阶级意识，因而也就认定寒士是“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其实“寒士”也就是指贫穷的人。《南史·刘祥传》：“彦回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能免寒士。”这里的寒土，就是指贫微之人。再说，即使寒士是指未得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又怎么不可以归为“民”和“人民”呢?封建社会中也决不只有农民才称之为人民的，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知音原文及翻译

　知音

　作者：刘勰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

　夫麟凤与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赞曰∶

　洪锺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箧，妙鉴乃订。

　流郑*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文言文翻译:

　《知音》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八篇，论述如何进行文学批评，是刘勰批评论方面比较集中的一个专篇。

　全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知实难逢”。刘勰举秦始皇、汉武帝、班固、曹植和楼护等人为例，说明古来文学批评存在着“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不良倾向，而正确的文学评论者是很难遇见的。第二部分讲“音实难知”。要做好文学批评，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从客观上看，文学作品本身比较抽象而复杂多变;从主观上看，评论家又见识有限而各有偏好，所以难于做得恰当。根据这种特点和困难，第三部分提出了做好文学批评的方法：主要是批评者应博见广闻，以增强其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排除私见偏爱，以求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品;并提出“六观”，即从体裁的安排、辞句的运用、继承与革新、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等六个方面着手，考察其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这六个方面能否恰当地为内容服务。第四部分提出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说明文学批评虽有一定困难，但正确地理解作品和评价作品是完全可能的。最后强调批评者必须深入仔细地玩味作品，才能领会作品的微妙，欣赏作品的芬芳。

　《知音》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特点、方法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并涉及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和文学欣赏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本篇都讲的比较简略，还须联系全书有关论述，才能全面理解刘勰的文学批评观点。刘勰的批评实践，基本上是贯彻了他在本篇提出的主张的。因此，根据本篇所论，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是怎样评论古代作家作品的。

　(一)

　正确的评论多么困难!评论固然难于正确，正确的评论家也不易遇见;要碰上正确的评论家，一千年也不过一两人吧!从古以来的评论家，常常轻视同时人而仰慕前代人，真像《鬼谷子》中所说的：“天天在眼前的并不任用，老远听到声名却不胜思慕。”从前韩非子的《储说》刚传出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写成，秦始皇和汉武帝深恨不能和他们相见;但是后来相见了，结果却是韩非下狱，司马相如被冷落：这不显然可以看出是对同时人的轻视吗?至于班固同傅毅，作品成就本来差不多，但班固却讥笑傅毅说：“傅毅写起文章来就没个停止的时候。”曹植评论作家时，也贬低陈琳;丁请他修改文章，他就称赞丁说话得体;刘修喜欢批评别人，他就把刘修比作古代的田巴：那么，曹植的偏见就很明显了。所以曹丕说“文人互相轻视”，这不是一句空话。还有楼护因有口才，便居然荒唐得要评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曾请教于东方朔;于是桓谭等人都来嘲笑楼护。楼护本来没有什么地位，信口乱说就被人讥笑;何况作为一个文人学者，怎么随便乱发议论呢?由此看来，有见识高超而不免崇古非今的人，那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有才华卓越而抬高自己、压低别人的人，那就是班固和曹植;有毫无文才而误信传说、不明真相的人，那就楼护。刘歆担心扬雄的著作会被后人用来做酱坛盖子，这难道是多余的慨叹吗?

　(二)

　麒麟和獐，凤凰和野鸡，都有极大的差别;珠玉和碎石块也完全不同;阳光之下显得很清楚，肉眼能够辨别它们的形态。但是鲁国官吏竟把麒麟当作獐，楚国人竟把野鸡当做凤凰，魏国老百姓把美玉误当做怪异的石头，宋国人把燕国的碎石块误当做宝珠。这些具体的东西本不难查考，居然错误到这种地步，何况文章中的思想情感本来不易看清楚，谁能说易于分辨优劣呢?文学作品十分复杂，内容与形式交织而多样化，欣赏评论者又常常各有偏爱，认识能力也不全面。例如性情慷慨的人遇见激昂的声调就打起拍子来，喜欢含蓄的人读到细密的作品就会跟着走，有点小聪明的人看见靡丽的文章就动心，爱好新奇的人对于不平常的事物就觉得爱听。凡是合于自己脾胃的作品就称赏，不合的就不理会;各人拿自己片面的理解，来衡量多种多样的文章：这真像一个人只知道向东望去，自然永远看不到西边的墙一样。

　(三)

　只有弹过千百个曲调的人才能懂得音乐，看过千百口宝剑的人才能懂得武器;所以全面评价作品的方法，就是必须广泛地观察。看了高峰就更明白小山，到过大海就更知道小沟。在或轻或重上没有私心，在或爱或憎上没有偏见：这样就能和秤一样公平，和镜子一样清楚了。因此，要查考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先从六个方面去观察：第一是看作品采用什么体裁，第二是看作品的遣词造句，第三是看作品对前人的继承与自己的创新，第四是看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手法，第五是看作品用典的意义，第六是看作品的音节。这种观察的方法如能实行，那么，作品的好坏就可以看出来了。

　(四)

　文学创作是作家的内心有所活动，然后才表现在作品之中;文学批评却是先看作品的文辞，然后再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从末流追溯到根源，即使隐微的也可以变得显豁。对年代久远的作者，固然不能见面，但读了他的作品，也就可以看到作者的心情了。难道担心作品太深奥吗?只恐怕自己见解太浅薄罢了。弹琴的人如果内心想到山和水，尚可在琴声中表达出自己的心情，何况文章既用笔写出来，其中的道理怎能隐藏?所以读者内心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就像眼睛能看清事物的外形一样：眼睛清楚的话，就没有什么形态不能辨别;内心聪慧的话，就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明白。然而世俗上认识不清楚的人，深刻的作品常被抛弃，浅薄的作品反而有市场。因此，庄周就讥笑人们只爱听庸俗的《折杨》，而宋玉也慨叹高雅的《白雪》不被人欣赏。从前屈原说过：“我内心诚朴，而不善于表达，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我的才华出众。”能认识出众的才能的，只有正确的评论家。扬雄曾说他自己“内心喜欢深刻的、博洽的、绝顶华丽的文章”，那么他不喜欢浅薄的作品，也就由此可知了。只要是见解深刻，能看到作品深意的人，就必能在欣赏杰作时获得内心的享受;好像春天登台所见美景可以使众人心情舒畅，音乐与美味可以留住过客一样。据说兰花是全国最香的花，人们喜爱而佩在身上，就可发出更多的芬芳;文学书籍则是国家的精华，要细细体味才懂得其中的妙处。一切愿意正确评论作品的人，还是特别注意这些吧。

　(五)

　总之，三十万斤重的大钟，只有古时乐师夔和师旷才能制定。满箱子的好书，就依靠卓越的评论家来判断。郑国流荡的音乐会使人走入歧途，千万不要为它迷惑听觉。惟有遵守评论的规则，才不致于走错道路。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中什么说明了多实践才能出真知的道理 帮帮忙快点

文学作品不是作者思想的图解,而是生活的形象反映；作者的思想倾向是隐茂在形象之中的,文学创作的这一艺术规律,也是批评不易公正的客观原因.刘勰说：“文情难鉴,谁曰易分?”他固然认识到准备领会作品内容并非易事,但也认为作品毕竟是能够认识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学批评的途径和文学创作正好相反,不是由内容(“情”)到形式(“辞”),而是由形式(“文”)到内容(“情”),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作为“沿波讨源”的具体方法,他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六个方面：“是以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这似乎偏重在文学的形式方法,还要以批评者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前提：“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识器”.这也就是实践出真知的意思.

《文心雕龙》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文学批评实践：《指瑕篇》批评作品,《才路》、《程器》两篇批评作家,《时序篇》是“十代”的简明文学史,上编文体论各篇实际上是分体文学史,也包括了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这些批评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不乏精到见解,达到那个时代的先进水平.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原文与赏析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

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

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注〕 虞渊： 即禺谷，神话中日入之处。　 倾河： 把河水倒干，即饮尽河水。　 余迹： 本意为遗迹，此处兼指夸父之遗愿。　 邓林： 古时邓、桃二字音近，邓林即桃林。

《山海经》一书记载着许多美丽的神话，其中《海外北经》和《大荒北经》所载夸父追日的神话更饶奇采：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大荒北经》)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借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

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但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现在我们就采取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的方法，试探一下这首诗的意蕴。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 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

“俱至” 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

“神力” 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 夸父既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

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既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明代学者黄文焕评说此诗“寓意甚远甚大。天下忠臣义士，及身之时，事或有所不能济，而其志其功足留万古者，皆夸父之类，非俗人目论所能知也。胸中饶有幽愤”(《陶诗析义》卷四)，这是很有见地的。

用神话题材作诗，既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肖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入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